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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曾对他有过美妙的设计和构想：在国内，理科考清华，文科考北大；考出去，理科上麻省理工，文科上哈佛。可现在，他连高中都不想上了。
半个小时后，张云帆拉开了房门，走出来，重新坐到饭桌前：
“妈，我决定了，我要退学。”
“如果真是这样，注定你将来有两件事做不成，一是做教授，二是做官员。”母亲看着他严肃地说。
他点点头。
母亲不再说什么，儿子厌学，她早就知道，但儿子的决定仍让她感到很突然。可是如果不让他退学，他将如何度过这三年？她起身给云帆的爸爸打了个电话：“晚上早点回家，有事商量。”
下午，母亲没去上班，张云帆也没有去学校继续参加考试。两个人一直坐在饭桌前，商量来，商量去。
晚上，爸爸回家了，一家三口围着那张桌子，一直谈到很晚。最后，父母接受了他退学的决定，但是定下了一个“基本大方向”，那就是，虽然退学，但仍要学习，只不过换一个课堂罢了，把课堂从学校转到家里，转到书里，转到社会上。
张云帆后来说，退学之前，他的确感到非常痛苦，觉得学校就像一座监狱，老师就是监狱长。他说他的学习成绩是从初二开始快速下滑的，因为他不能忍受老师竟然经常用侮辱性语言对待自己的学生，甚至打人。他说有一位英语老师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要她发现有人听课开小差，扬起手中的书就打过去。后来书被打散了，一页一页散得满教室都是。”他说他对学习越来越提不起兴趣，成绩越来越差。到了初三，他开始被老师停课。一天上操的时候，一个同学从背后抱住了他。班主任老师发现后径直走到他面前，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大声喊道：“不想上学就滚回家去！”他只觉得脸颊“腾”地像被火烧着了似的。
那几年的学校生活对于张云帆来讲，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但是他说，那时他虽然不喜欢学校，不喜欢老师，还没想过退学。到了高一，实在难以再忍受下去了，每天去上学都是一种痛苦。可是真作出了退学的决定，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很迷茫，不知道退学以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
不过，张云帆还是感到自己很幸运，父母在他决定退学的坚持面前，没有象其他的父母那样怒不可遏，或痛不欲生，他们最终仍尊重了他的选择。虽然他们也许有点遗憾，有点怅然若失，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些流露出来，而是象弹簧一样，坦然地接住了他的冲击，这种坦然也许为的是将他弹出更远。
从退学第二天起，张云帆就象变了个人似的。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时间表，贴在墙上，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锻炼身体，全都写得清清楚楚。
最初的几个月，张云帆让妈妈在家里给他开课，讲得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为的是“先从个人修养方面抓起”。同时，他开始大量阅读人物传记，他想看看别人究竟是怎么做的。
几个月后，张云帆去了一所民办大学，学的是商贸英语，但由于基础太差，实际上是主修英语。从家里去学校，有20多里地，每天，他早去晚归，风雨无阻。那段日子，他在学校学，在家里也学，天天看英语录像带，听英语磁带，几乎把所有中国出的英语教材都学了一遍。
不到半年，张云帆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许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自信，有一天，他跟爸爸妈妈说，他要与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学习。
明斯克是一座大学城，外国留学生特别多。张云帆读的是预科班，一星期四天课，每天上四小时，课时很松，学习压力不大，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结交朋友和了解这个国家。在那里，张云帆认识了很多外国留学生，非洲的、日本的、阿拉伯的、美国的，他们在一起聊天、逛书店、郊游，这让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中国以外更广阔的世界。
虽然张云帆很喜欢明斯克这座城市，很喜欢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朋友，但是他却毅然决然地作出了离开的决定。这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在那里呆得太久，他也许会失去一种奋斗的激情，也许会失去强烈的求知欲，因为那里的生活太懒散，生活节奏太慢。他是来求知的而不仅仅只是为了一张文凭。
从明斯克回来后，张云帆想去美国继续学习。可是他的留学申请被美国大使馆拒签。母亲想请美国学校方面继续发邀请，张云帆不同意，他说：“我不去了，但迟早有一天我会去的，到时我要他们邀请我去。”
然而，一直到那个时候，张云帆其实仍一直在毫无目标地摸索着，他的兴趣和爱好还在沉睡着，他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云帆沉睡的兴趣和爱好终于苏醒了。
那是他从明斯克回来后不久，母亲因为要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课题，准备外出调研。张云帆正因留学申请被拒签，心情郁闷地呆在家里。于是他决定跟着母亲四处走走，帮他们拍些资料。
张云帆扛着一台家用摄像机与母亲一起出发了。他也许没想到，从此，他踏上了一条愿意倾心付出，愿意以一生去追寻的路。虽然，这条路有快乐，也有痛苦。
他们坐火车乘汽车，去一个个集镇，去一个个乡村，与藏族妇女围坐在一起吃青稞面喝酥油茶，跟土家族、维吾尔族妇女聊过去谈现在憧憬将来。母亲与她们聊天时，张云帆就蹲在一旁悄悄地拍下最生动的一刻或一个片断。将那些走过岁月风尘的人物，将那些浸透着喜悦和悲伤的故事定格在他的胶片上。
跟着母亲，从青海到新疆到贵州走完了一圈回来，张云帆发现，他已深深地爱上了摄影。他发现，他是那么地喜欢这种记录生活、记录历史的方式；他是那么地喜欢这种传达思想、传达感情、传达内心世界的独特语言；他是多么地愿意把自己这一生中看到的、感受到的、感兴趣的东西记录下来。当他发现了这一切后，他的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他觉得自己不再象一株浮萍飘飘荡荡地找不到岸，不再捧着一颗焦灼的心东撞西撞找不到方向。他知道了自己应该学什么，知道了自己这一生应该干什么。
张云帆报名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办的进修班。他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学习。
那一年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忙碌的，也是收获最大的。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他发现，课余大家都在忙，都在干事，只有他自己没得干。他发现虽然自己读了不少书，却没有具备多少能力。他开始思索：将来我干什么？如何安身立命？
张云帆说有一段时间他很痛苦，很心烦意乱。
从进修班毕业后，张云帆找不到工作，只好先去了父亲办的公司做事。但半年多过去了，他根本无法真正进入角色。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处在不安和焦灼之中，感受着无路可走的迷茫。
1998年8月，张云帆终于与几位理想相同、趣味相投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成立了北京创业广告公司影视制作协作体，大家一致推荐年龄最小的张云帆作了制片人和总监制。
张云帆也许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独立制片人。那年，他20岁。
20岁的张云帆，象一艘加足了油的船，终于驶进了一片宽阔的海域。
1998年8月，也就是张云帆他们的影视制作协作体刚成立不久，长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相继爆发特大洪水。肆虐的暴雨，横扫着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暴雨所到之处，江湖水涨，河沟漫溢，大江大河隐去往日温柔美丽的笑靥，露出了凶猛可怖的狰狞面孔。
8月下旬，张云帆和他的同事扛着摄像机奔向被洪水围困的大庆，奔向被洪水围困的内蒙古的杜尔穆特。他们拍下了被咆哮的江水吞噬的一个个村庄、一片片良田、一所所学校、一座座工厂；拍下了人与洪水进行殊死搏斗的一个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
在杜尔穆特，他们被大水围困在一个小岛上，整整一个星期。四周全是白茫茫的水，翻滚的浊浪一波一波地涌上他们脚下的弹丸之地。但他们却拍回了不少珍贵的好片子。
现在，“做一个好的制片人”，“做好的记录片”，成了张云帆最美的理想。他说他很幸运，虽然几经波折，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