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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科学知识与艺术最大的分野，在于艺术考虑“人”的问题，科学则不。所谓人，至少是创作者自己。每件艺术成品，都多少带有些创作者本人的印记。许多人去仿造张大千、达·芬奇、溥心畲、石涛的画，许多人去假冒李白的诗，却不会有谁梦想伪造一项新发现，说是爱因斯坦的发明。仅此一端，便足以证明：艺术无不涉及人的存在。
这种涉及人的存在的知识，乃是比科学更为根本的。何以见得呢？科学家定要不服气了。
形式的来源与终极（1）
031。形式的来源与终极
其实也不必冒火。科学是一种形式推演的知识，但请问：形式的来源何在？其终极又何在？这两个问题，皆非科学所能回答的，非诉诸一非形式物不可。这非形式物，我们即称之为“存在”。
面对存在，有些人懔于存在的不易表达，不得不舍弃存在这一观念，存而不论，而只专心于纯形式的表达。有些人则借形式来逼近存在。前者当然可以完成一项科学知识。后者以形式作为存在表达的工具，却会有一些无法豁免的问题，因为，形式毕竟是无法表达存在的。
既是这样，我们就有几点可谈了：
（1）文学与艺术的表达，基本上都采取借形式来逼近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如前所述，实不足以表达存在的整体真实。故而，文学家，只要他具有深刻的存在感知与形式觉察，大多会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必须仰赖、借助、驱遣文字，以构筑文学的宇宙；另一方面，他又对语言文字不能信任，并感到有通过语言文字无法窥知存在的怅惘。
这即是“言不尽意”或“意不可言传”的困境。陈简斋《春日》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2）正因为有此困局，逼使文学家采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表达方法。这种形式表达异于科学的形式表达处，在于它是以遮诠、迂曲、歧义、象征的方式来表达。一般说来，凡注重形式方法表达的知识，都与矛盾的辩证密不可分；但这种异乎科学形式知识的表达，在处理矛盾问题时，不是以一种寓言或象征的方式，便是以形而上的统合或超越，不像逻辑那样，从事于形式的分析关系的无限展开。故其表达存在仍是一种言而不尽，且又不尽言以表物的象征表现。借着这样的方式，它消解了逻辑概念语言的执著和限定，表现了整体存有的无限性。
以诗为例。我们通常都说诗的创作形式有赋、比、兴三种，其中除了赋是直陈其事，比较接近逻辑与概念语言之外，比与兴都借迂曲的譬况或象征超越了指涉物，跨入另一个层面去了。尤其是兴，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超越了语言的局限与鸿沟，伸展到形式知识所无法触及的领域。这就是文学语言的奇妙处。古来讲哲学的人，讲到最后，即不得不出之以诗的语言，原因也正在此。试看禅宗的公案机锋、偈颂，道家的老子庄子，乃至孔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等等，不是充满文学意味，根本就是最精彩的文学。理由无他，正在于文学的表达方式较能趋近生命存在的真实啊！
（3）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文学或艺术的意义，即在于它能展现人生整体存在的关切。它不是纯粹的形式知识，所以，它也不必符合形式知识的要求与功能。形式知识的庄严，在乎形式概念间的严格关系限定。文学艺术则是对生命严格。其严格，表现在自我存在的价值或抉择的限定上。这就是文学意义的所在。
一切文学创作及活动，当看它能否符合这个意义。能，就有价值；不能，便是缺陷。所以，站在这个标杆下，我们也不妨执此以为权衡，估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
由于文学作品是这么努力地想彰显人存在的价值，所以它才能突破形式的平面世界，不断提升、抉择或信持其存在价值，建构一个立体的世界。它使人生有所企慕、有所仰望；通过文学，可以构成生命的自我追求与上扬。文学若有功能，功能殆即在此。通过美学的想象，人自然会有趋向真正终极理想的力量，超越现实，观看自我，并冲破人与人之间形躯时空等形式的限制，在人的存在处取得感通。
形式的来源与终极（2）
（4）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或艺术，本质上都是超越现实的。它绝不是单纯的时代反映品，更不能视为社会运动的工具。
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许多疑惑，甚至会招来严苛的攻讦。然而，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否真是那么牢不可破？每一个头脑还长在脖子上的人，都有责任重新思索：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人类大部分的争论和坚持，都来自语词含义的紊乱。所谓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亦然。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人的生命及更大的普遍生命”吗？是指“人生”吗？是指政治状况吗？……历史上，像法国美学家居友（Guyau）所主张的社会学的美学，其所谓社会就是指群体的生命。托尔斯泰所强调的现实社会文学，用意也只是指人类的活动，诸如社会的傲慢、肉欲、生之倦怠，等等。至于王安石所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则显然是就政治这一方面立说。历史上由于名词含义不同而引起的文学论争已经太多了。我们讨论这一问题，自然首先应对它稍予界定，才不会引起混淆。
我们所谓的社会，含义等于现实人所生活的时空场域和事件。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超乎现实的，可能第一个就会激起“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信徒的反感。但是，一般泛泛使用这句名言时，说话者未必清楚什么叫做“反映”。
反映，必须放在西方模仿理论中才能成立。依照模仿理论，艺术品类似镜子，可以反映外在宇宙或上帝。宇宙，可指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也可以指超自然的概念。例如，柏拉图认为诗人模仿自然事物，自然事物又模仿永恒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诗主要模拟人类的行为。所以，在亚里士多德派的理论中，宇宙意指人类社会。约翰逊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人生的镜子”，就暗示了这个观点。而这一观点，非我们所能同意。为什么呢？
第一，语言文字所构组的宇宙不可能类等于现实社会，根本是无可争议的本质限定。画布上的苹果永远不同于真正的苹果。第二，创作者通过他自己存在的感受和对语言形式的觉察画出来的苹果，岂会等于镜子无意识的反映？第三，正因为文学或艺术是超乎现实的虚构宇宙，与社会事实无关，才能保证文学的普遍性。它所揭示的人生意义，并非一时一地一物的反映。
不过，话说回来，作品固然非反映社会之作，作家却存活于社会之中。作者意识的发展，必与其生存环境及条件有关（只是有关，并非限制，因为他也可以超越）。因此，他探索人存在的意义时，可能有特别的感发之处。他所创作的作品，也因此而会与他生存的条件相呼应。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时代或社会的风气、精神、生活形态等，理由即在于此。但我们不要忘了，作者可能为了一时一地一物而发，但一旦进入文学，这一时一地一物，便已超离了此时此地此物，而呈现出普遍的人生存在的意义。观览者得鱼而忘筌，当然也不应再胶着于那一时一地一物，以致释事忘义。同样，作家所关怀的也不是社会事件，而是人，是人存在的意义。
文学作品，若要避免成为形式的知识，完成统摄而超越形式的意义，自不能不在这方面多予致力。
（5）有些作家或作品，忽略了对于这种意义追求的努力，把他们关注的焦点，从人存在的意义层面转移到文字组合的层面。他们注意到了文学作品基本上乃是文字组构的事实，也能察觉文学作品的意义与文字形式不可分。然而，他们却未了解：将宇宙人生万殊的现象，以及与此现象呼应的人的存在感受，全部还原为形式的基本元素（文字的形、音、句法；绘画的点、线、面、体、色、相），终将使文学作品堕入形式化文字元素的分解、排列、组合，逼使文学作品成为形式的排组游戏。像我国许多不入流的宝塔诗、回文、璇玑图、独木桥体、叠字诗，等等，运用文字颠来倒去、排比构合，乃至音韵天成，俨然鬼斧神工，却难博文学评论家一粲。原因无他，整个作品并没有呈现意义的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