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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龙
述平是曾被命名的“新生代”作家之一。这位新锐小说家产量其实并不高，至今只有五、六个中篇和不超过十个短篇。但与其他的“代”友们相比，他的小说虽然数量不多，名气却很大，这得益于他的小说写得十分地道。
当然，我所说的“地道”，主要是指他的小说弥漫着米兰·昆德拉的气味，显示出一种不谋而合的一致。昆德拉在近些年中国文学界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但只有在述平这棵树上结出了丰收的果子，而且外表看上去还挺像是那么一回事。述平对昆德拉小说技术引进主要有三个方面：小说结构、情感把握方式和叙述方式。不信你参照昆德拉的小说读一读述平的《凸凹》和《某》，这是两部堪称他的代表作的小说。
——不过，这也说明述平与昆德拉的内在精神气质以及艺术感觉上有接近的地方，具备了起码的嫁接条件，否则，再摩拳擦掌也是无济于事，谁也不能把兔子嫁接到树上去。
述平与米兰·昆德拉的相逢，或者说不期而遇，是述平写作中的一件幸事。
述平还幸运地得到了张艺谋和姜文的青睐，这对许多小说家来说可是烧高香也求之不得的事，很多人趋之若骛，可只有屈指可属的少数几个人才能跪拜在他们的脚下。据说述平为写电影剧本《有话好好说》曾六易其稿，共写了九十多万字，其中张艺谋难免做一些修枝剪杈的工作，并给以必要的点拨，述平由此在艺术上的有所长进是毫无疑问的了。——可是从那以后，述平除了名气见长以外，还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小说。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小说家的述平是否还要按照昆德拉的模式写下去？或者说他这个写下去还能否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学境界？在我看来是很难的。因为昆德拉在文学上所表现的天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人生经历，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智慧和情感深度主要是流亡到法国以后的人生感悟，而对一个作家而言，在人生中获得特殊的生命体验才是最为重要的。关于这一点，王国维曾对李煜亡国前后所写的词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深受启发。他说“词至李后主乃大，感慨遂深。”因为“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而李后主最好的词都写于流亡到南宋之后，丧家辱国的经历使他获得了血淋淋的人生感悟，所以他后期之词是“以血书之也”。昆德拉和李后主同是流亡者，流亡使他们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情感质量，同时也为智慧的生长找到了适宜的时间和空间。
回过头来看述平的小说，他尽管也在追随昆德拉的情感把握方式和人生智慧，但总是显得缺少昆德拉的大智慧和大情感，更没有流亡者那种对残酷现实的生命体验，因此，他的小说给人一种小情调和小聪明的感觉。况且，昆德拉小说的更大魅力在于他谈论性和政治所表现的智慧，常常是妙语连珠，左右逢源，却又“花根带血”。这对于述平而言，不仅才力不逮，也缺少必要的空间。
莫言：不说也疲劳
赵月斌
读了《生死疲劳》，再一次惊叹莫言语言撒欢的本事。在其梦呓般的叙述中，你只能一次次流落在作家伪造的时空隧道里，跟着小说人物“生也疲劳，死亦疲劳”。轮回本就单调，虽转了时空，换了汤药，药味也不断地寡淡，只能睁着眼添水，闭上眼蛮灌。为了不把半个世纪的故事熬成渣，为了不让读者把书投进炉膛，为了把章回小说的中国特色发扬光大，莫言先生使尽浑身解数，不时费尽心机地抛出“作家莫言”及其“作品”之类的胡椒粉——大量“莫言”表述和几段“莫言”参与，因有“莫言”这一横空出世的视角，似乎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质感，也使小说具备了一定的承载力，但正因这种仓促而又强硬的“莫言”的参与，反暴露出作为叙述人和小说人物之一的“莫言”营养过剩，成为含有激素的“鸡肋”。一部《生死疲劳》，像是一堆原本没用上的材料，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全都一古脑塞到了里面，管它是牛头还是驴面。想来用43天烹出一锅语言杂烩的莫言着实太累了，招数之贫乏，身心之疲劳，对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作家来说，是该歇歇了。
何顿新中篇《玫瑰花园》
王 谦
湖南作家何顿的中篇小说《玫瑰花园》其实是写了一群绿帽子的聚会：鞋帽厂下岗工人马建军的绿帽子是刘月红给戴上的，在舞厅吹黑管的男人用实际行动缝制了这顶帽子；杨民警的绿帽子是前发廊小姐元元给戴上的，元元爱的是把她甩了的前男友；派出所副所长李小兵的那一顶是中学老师刘敏和医院的吕医生联手给戴上的。作品中有名有姓的男人只有三个，马建军和李小兵之外，另一个是还没被戴帽的是黄灿，小说结尾是马建军激于义愤而为李副所长教训情敌，不料出手少了分寸将吕医生打死，随后在众人暗示下外逃。黄灿和刘民警被逮捕，在马建军归案之前黄灿是没法结案的，他那身体苗条、属于镇上漂亮女人之列的老婆，从对她不多的出场情况的描绘上看，八成给他守不住身子，也就是说，这顶有颜色的帽子也已隐隐罩在狱中的黄灿的脑袋上了。
与何顿以前的小说一样，故事背景是小城镇，人物对话也是湖南小城镇人的口语。设想何哥哥写着的时候，大概是只要有个大致的事件发展线，作品随意开个头，就像一只会玩的猫咪滚线团，随口叼出个线头，就能一路抽下去，瞅着字数差不多了，也就可以收尾了。我想许多成了腕儿的小说家就是这样“创作”作品的。
何顿的小说我最喜欢的是十年前的长篇《我们像葵花》。时代在发展，何顿哥哥的写作越来越纯熟，但写小说这事有些像打牌，初入道时往往手里亮出来一把好牌，但接下去等牌技玩熟了，再打出来的就是中不溜儿货和臭牌叉花来啦。写作毕竟不是做木匠，太纯熟了就飘到文学发展的邪路上去了。
刘继明·李锐·孙文流
何 徐
刘继明是湖南小说家，刘写了一篇小说叫《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
李锐是山西小说家，李写了一篇小说叫《扁担》。
孙文流不是小说家，孙文流是一位被包工头打断腿的山东民工。
2005年春天，著名作家李锐和另一著名作家在网上掐架的当口，有网友发帖称：《李锐剽窃刘继明吗？》，不过随后就有人指出，“这两部小说应该都是根据前两年的一个新闻来写的。如果这是真的，李锐和刘继明是共同剽窃‘生活’了？”其后李锐也声明：“《扁担》的故事梗概并非是我虚构的，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受伤后被老板抛弃，最后自己千辛万苦爬回了老家，这件事曾经在媒体上广为流传，我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这个故事的。因为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所以，我的《扁担》要写的不是一个伤残的农民工如何回家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的死而复生，要写的是一个人自己为自己的‘创世纪’。”陈继明在答记者问时也承认：“的确如他（李锐）说的那样，这两篇小说都是根据一则新闻创作的，不存在所谓剽窃的问题。”于是一场关于剽窃的口水之争匆匆结束，加之李锐还郑重指出：“以真实的事情为材料，或者因为一个报道的激发而写出一篇小说，甚至同样的一个题材被不同作家反复运用来写作，这不是我发明的，也并非自今日始。”那么，“剽窃生活”或“剽窃新闻”的指控当然更站不住脚了，但是吾等唯恐天下不乱的闲人还是坐不住，反而更想弄清楚刘、李二位作家是怎样利用素材进行“创作”的。找到载有二小说的杂志，仔仔细细地读了，又到网上找到央视的视频、解说词，仔仔细细地看了，当初《今日说法·千里爬回家》播出时我是看过的，我的一位朋友还不远几千里专程到山东临沂采访过孙文流，写出了一篇几万字的纪实作品，说实话，当我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温这个故事，还是觉得无论什么文本，都比不上孙文流本人的脸色、眼神、话语更感人，虽说李的《扁担》比刘的《回家》略胜一筹，但是也还是围着素材打转转，为了向“农具系列”靠近，无非是把孙文流的爬行工具换成了“扁担”，他所辩称的“死而复生、创世纪”不过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宏大主题罢了，至于刘的《回家》，除了把故事的结局改造得更加荒诞，更是对真人真事彻头彻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