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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哭了。
星期六早晨，陈青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单位有急事，不能回去了。母亲说，每文好久不回来了，他忙什么啊？陈青搪塞说，塑钢厂新进了设备，这一段他正请人来调试机器，我们争取下周回去。母亲轻轻地“哦”了一声，突然颤着声说，你爸在别处有了窝了，那个窝里有两条胳膊啊。陈青明白母亲在说父亲与王卷毛在炉具厂的裁缝铺子，那是他们幽会的第三地，她劝慰母亲不要理睬那些传言，如果父亲真的去那里，她会放火烧了裁缝铺子。
挂了电话，陈青便把手机打开，放在家中的固定电话旁。她守着它们，就像守着一双病儿，满怀焦虑。她期待马每文能打回一个电话，然而没有。到了黄昏，她受不了这煎熬，鼓足勇气按下了丈夫的手机号码。蜂音声鸣响了很久，马每文才懒洋洋地接了电话。他绵软地“喂——”了一声，陈青便开始结结巴巴地说，她切菜时切着了手指，血在流，可她找不到止血的药粉和绷带。马每文打了一声呵欠，说，在客厅书架下的小药箱里啊。陈青“哦”地应了一声，既没问他在哪里，也没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很客气地说了声“谢谢”，放下电话。她放下听筒后愣怔了很久，然后走进厨房，用锋利的菜刀切了一下右手的无名指，鲜血从刀口处滴答滴答地流到地板上。她走进客厅，血也跟着一路走进客厅。她打开小药箱，先为伤口敷上药粉，然后用绷带把伤指层层包扎起来，那枚结婚时马每文送她的钻石戒指就被紧紧地裹在里面了。它就像一轮陷入了乌云中的明月，顿时消失了光影。她合上药箱后，出了家门，下楼后打了一辆的士，直奔紫云剧场。周末的夜晚，那里都有戏剧上演。陈青到了那里时天已黑了，她买了一张票，摸着黑走进剧场。舞台上的剧正在高潮，一个女人在倾诉，一个女人在痛哭，而另一个女人则在笑。由于没有看到前面的剧情，这一男两女的情态让她觉得夸张可笑，她坐在最后一排，忍不住笑出了声。开始是小声地笑，后来她控制不住地大笑不止，前面的观众就不看戏了，而是频频回头看她。保安闻声走过来，把她清理出剧场。她站在剧场外面望着这架竖琴风格的建筑时，觉得受伤的手指疼痛不已。好像她用它刚刚弹奏了一首疾风暴雨式的曲子，累伤了它。
周一的傍晚，马每文回来了。他看上去瘦了一圈，眼睛里布满血丝，很疲乏的样子。陈青想他一定是在第三地与情人欢娱时消耗了太多的气血，这让她很愤怒。她戴着橡皮手套做了晚餐，把黄瓜切得长短不一、粗细不均地堆在盘子中，炸了碗鸡蛋酱，下了子儿挂面。这种炸酱面，曾是他们夏日时最喜欢的晚餐，马每文往往要吃上两碗，然后撩起背心，拍着突起的肚子慨叹：美啊！可陈青这次将面条煮过了头，面条断肢解体的，成了糨糊。而且，炸酱的油没有烧熟，一层黄乎乎的油泛在酱汁上，像是谁撒下的一泡浊黄的尿，令人作呕。不仅马每文没胃口，她也是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他们吃饭的时候一直沉默着，马每文大约受不了这死一般的寂静，他去客厅打开了音响，肖邦的钢琴曲带着股清凉之气，像泉水一样汩汩流来。马每文回到餐桌时，陈青已经开始收拾碗筷了。马每文对妻子说，你的手指受伤了，还是我来吧。陈青说，我可以戴橡皮手套。马每文说，万一手套破了，会感染的，还是我来吧。
陈青就转身回她的卧室了。她躺在床上，听着钢琴曲中掺杂的一缕缕马每文冲洗碗筷的水流声，心中充满了柔情和伤感。她多么希望第二天早晨起来，丈夫的床头柜上没有新加的旅行票据啊，那样一切都可以慢慢地回到从前。
第二天早晨，陈青起来的时候，马每文已经出门了。她走进他的卧室，迎候她的是床头柜上两张叠压在旧机票上的由寒市到北戴河的往返火车票。这两张刚刚用过的车票就像两条沉重的钢轨，压过她的心头，让她透不过气来。北戴河有海，那也是湿润之地啊。陈青仿佛听到了海风中马每文快意的呼喊，在这呼喊声中，一定有一个女人温柔的潮汐声与此相和着。
陈青摇晃着走出丈夫的卧室，好像刚从停尸房看完亲人的遗体似的，彻骨悲凉。她回到卧室躺了片刻，然后起来换上一条藏青色的长裤，一件宝石蓝色的低胸收腰的纱绸短衫，将头发高高绾起，换上半高跟皮鞋，像很多单身的上班族一样，下楼后在早点铺买了两根油条，一纸杯新鲜豆浆，边走边吃。
如果说街巷在夜半时分是一条条饥肠辘辘的肠子的话，那么在上班的高峰时，这一条条肠子就饱胀起来了。肠子里拥塞的是大大小小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和络绎不绝的赶路人。车辆排放的尾气和一些店铺泼出的隔夜的脏水，为这些肠子注入了气体和汁液，使它勃勃跃动。陈青明白，这些肠子里的东西，早晚有一天会变成垃圾，她不过是垃圾中的一分子。
陈青昂首挺胸地走进报社大门，她那饱满的精神状态让人以为她中了彩或是升了职。她在工作台前低声哼着歌，把老于提上来的两篇关系稿，一并签发了。当她起身把稿子越过隔板递给老于时，发现他正弓着背，埋头悉悉率率地做着什么。
《寒市早报》位于报业集团的三层，大约有八百平方米，分为两个区域。一侧为普通记者的工作区，一侧为领导的工作区。领导们在南侧单独辟出几间屋子，每间二十多平方米，桌子宽大，桌前配的是米色的皮转椅，墙角还放着长沙发，既可接待客人，又可供午休。普通记者的工作区占地大，大约有近百个工作台，用白色的密度板隔开。每个空间大约四平方米，放着一张灰色的电脑桌和一把黑色的椅子。记者们把这些连缀在一起的同一格式的工作台，赋予了各种称谓。有人说它是营房，有人说它是羊圈，更有甚者，说它是殡仪馆存放骨灰盒的格子间。由于它们在外观上长得一模一样，常有记者钻错了地方，所以每个平台的入口处的隔板上镶嵌着所属记者的名字。为了便于部门的区分，在某些平台上又竖起一截铁杆，上面横着黄铜的牌子，标着“新闻部”“文体部”等字样，看上去好像出殡队伍中举起的招魂牌。虽然这样的工作环境不可能有太多的私人生活，但记者们还是喜欢在工作间隙，隔着隔板开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最近两年，四只摄像探头的出现，使报社的气氛变得沉寂了。
新闻部的一位摄影记者，有一架昂贵的索尼相机，三年前的冬天，突然遗失了。当时他去了餐厅，把相机放在电脑桌旁，午饭归来，它不翼而飞。之后不久，广告部的杜小丽丢了一条搭在椅子上的银狐围巾。报业集团的正门和三楼《寒市早报》的大门，均有门卫把持，没有胸卡是进不来的。所以接案后赶来的派出所的民警，分析《寒市早报》是出了家贼。虽然报社聘用了一名保安巡视，但丢东西的事情还是屡屡发生，闹得人心惶惶，人们即使去洗手间，也要随时随地提着包。转年春节过后，四只摄像探头就上了《寒市早报》的墙角。它们像四只突然出现的猛虎，在吓跑了“第三只手”的同时，也吓跑了大家的率性和快乐。想到自己的一切都处于监控之中，人们坐在工作台前不敢打盹，不敢大笑，不敢随意臧否时事，亦不敢哭泣。有人说，报社领导这是借失窃案，故意安上摄像探头来监视他们的工作状态。更有甚者，说领导是故意安排了几个心腹，自盗财物，以便有充足的理由实施监视员工的计划。从此后，偌大的工作场即使人影憧憧，也听不到多少声音，工作效率空前提高了，可人的精神却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
人们习惯了用伊妹儿和手机短信无声地传达信息、交流情感。所以一些人若做点私活儿，已经习惯了深深地埋下头，这样摄像探头只能探测个背影。
陈青将签发的稿子递给老于时，他正守着一堆花花绿绿的纸币一五一十地数着。这些面额伍元、贰元、壹元不等的小额纸币，是他平素积攒下来的。他刚刚做了爷爷，孙子百天在即，他想买个电动玩具熊送给他做礼物。由于这个月几个老同学先后做了爷爷奶奶，随了几百元的贺礼，再加上老婆患了急性胃肠炎住院一周，他手头吃紧，所以把锁在电脑桌抽屉里的零散纸币悉数拿出，小心翼翼地数着。谁知正数在兴头上，被陈青递过来的稿子给搅扰了。不过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