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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喝多的时候经常拍着桌子对严卫东说：你他妈的也算是我的朋友吗？
这句话我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严卫东喝多的时候也拍着胸脯对我说：我他妈的一定给你弄点好菜。
他说的“菜”是指女人，意思就是给我介绍些好点的女人，平日一直对我用心险恶，这应该算是一种带有诚意的补偿。我经常感慨：人喝多了，才会突然焕发良知。
这天晚上，我和严卫东都喝多了，良知这个东西就开始泛滥起来。我的良知再泛滥也只是潜藏在心里，严卫东则不然，跟他喝酒一样——上脸。他说他最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正如花似玉，他要把这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介绍给我。
我心想假如严卫东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他肯定是真喝多了。我对醉鬼一向比较宽容，不怎么计较。
严卫东的表情却像他的诗歌一样严肃：真的。
那好，欢迎。
我们还像模像样地碰了一杯，然后他取出手机按来按去，装做在找某个电话号码的样子，我去了趟厕所，回来的时候他还在找，动作和表情一点也没有变，等我坐下，他果然说：手机里没存她的号，好像有一张名片，在台里，明天上班我给你打电话，或者我给她打，让她给你联系。
二
严卫东第一次把林小蕾的名字告诉我我根本没记清。那天他喝的太多，吐字也不太清楚，也没找到林小蕾的电话号码，只是嘴里咕哝了两下“大概叫林小蕾”，我完全听成了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名字，我觉得叫什么名字对我毫无意义，关键问题在于严卫东是否真的有这么好的心肠，放着张生不做，非变性做红娘不可。如果确实如此，我倒并不觉得严卫东真的会洗心革面，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由于常年纵欲过度而导致了永久性阳痿？这个恶毒的猜想一从脑海诞生就令我自责不已。
严卫东在电视台负责一个以婚恋速配为内容的综艺节目，速配是严卫东的工作，也是我们共同的业余爱好。这是一个速配的年代，在交配这件事上，必须要速战速决。这种观念随着张小洁的离去而在我心头根深蒂固。
和严卫东比起来，我的工作显得毫无意义。大学毕业那时候，正逢公务员热，全世界的人好象都在考公务员，张小洁也要考，我说她没戏，她还不信，并且要我陪她一起考。当时我对爱情还抱有一丝幻想，就听了张小洁的，结果她果然没考上，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考到一个机关里来了。这个机关是当初填表的时候张小洁帮我填的，她觉得和她报考的那个机关在一些职权的操作上互补，万一将来大家都混上一官半职，受贿的时候心里更塌实一点。我曾苦笑着说：那咱俩苦心经营的爱情岂不也成了政治婚姻？
幸好事情发展的不在张小洁意料之中。但这件事对张小洁的打击不小，她一向很要强，是那种一心追求进步的孩子，决不能容忍自己成为落后势力的一股。这个通往光明的大门锁上了，马上就去找另一个大门的钥匙，实在不行就跳窗户。而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视力好，在黑暗的地方也能清晰的分辨出床和马桶，就足够了。
张小洁的一厢情愿彻底促长了我的懒惰。在这个无所事事的机关里，我很快就更清楚地
认识到了张小洁当初的荒唐：我丝毫也不具备混政治的天赋，就算张小洁也考上公务员，若干年后她当了高干我也顶多是个高干家属，双双齐头并进是不可能的，大不了就她耕田、我织布算了。而现在，打入内部的只有我一个人，压力自然全无。每天的工作完全是在打发时间，清闲的办公室是一个柔软的蛹，紧紧困住我日渐憔悴的青春。值得庆幸的是办公桌上还有台电脑，虽说配置很低，又不好在上班时间公然玩游戏，但可以偷偷写小说，同事过来就赶紧切换成某个无事生非的文件。这种偷情般的写作经历也能给小说情节增加许多跌宕，我的前几个小说都是在办公室写出来的，我偏激的认为将来中国的第五大名著一定会在某个无聊的办公室诞生。
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只有夜晚。济南这座城市的夜晚和故乡的夜晚不同，闪烁的霓虹灯就像一个个半遮半掩的洞口，给人太多的诱惑。我来济南的时候才十六岁，在这里读了四年书，上了五年班，谈了一场恋爱，毙掉了几个女人。说实话张小洁刚走的日子我感觉如释重负，我太需要这种自由的感觉了：下班后不用按时回家；和朋友把酒言欢时不用接催促的电话回扫兴的短信；睡觉前想洗脚就洗不想洗也不会挨掐；周末睡上一整天也不会被叫醒揪着耳朵逛街……
然而，这种美妙并没有维持太久，痛苦的嫩芽硬是在石头一样的心上发出来了。那些甜美的回忆变质为散发绝望气息的冰块，卡在喉头，吐不出，更咽不下。张小洁这个和我相处五年的女人，就这么在我的身体下面被生生地抽走了，被一架冰冷的飞机生生地抽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本来是连在一起的，生生的剥离如噩梦一场。
一个人的生活固然省却了许多麻烦，可是，如果我突然死了，谁都不会察觉，除非等到尸体的臭味把邻居惊动。
没有张小洁的夜晚是我成为“杀手科”的重要原因。本来我可能还属于一个自我陶醉的“准丈夫科”，还相信只要清心寡欲，就能换来美满生活。和十九世纪的中国一样，这种闭关自守的思想终于随着一场战争而宣告破灭。
这场战争同样签定了不平等条约，只不过没有形成文字记录。在这个不平等条约里，我以为我是战胜国，毙掉了那个女人，可事后想来，真实情况为：自己被那个女人毙掉了。
那个女人家在济南，在北京上的大学，最初是学医的，毕业后分到济南的一家医院工作，在手术台前负责麻醉病人。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工资稳定并且经常有红包拿。在我看来也充满神奇色彩，好端端一个人说麻醉就一下让人没有知觉了，并且还能比较准确的控制苏醒的时间——除了在武侠小说上看到过精通此道的人，生活中还着实鲜见。多么好的工作，她自己偏偏不喜欢，她偏偏喜欢唱歌，工作环境偏偏不允许她在上班时间唱，她个性偏偏比较鲜明，就把白大褂一脱，去北京当歌手了。遗憾的是，北京那个地方好像也不太缺歌手，所以她去了之后就没有太好的地方唱歌，渐渐混熟了，就找到几家酒吧，据说她唱歌的这几家酒吧有一定名气，好几个经常在电视上出没的歌星都是在这里被星探发现的，可她唱很多次也没发现星探，就有点灰心，准备再回济南了，但还不知道回到济南后能干什么，就先回来看看。
她在当麻醉师的时候曾和我打过交道，当时我的一个领导去割阑尾，年轻有为的我身担重任，一本正经的给她送过一个红包，当时万万没想到这个一脸冷峻的姑娘竟然还怀有当歌星的火热梦想。最后请她和主刀医生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了。现在她回来也没什么朋友，把我约出来，给她的前途出谋划策。
我自己的前途都没怎么考虑过，自然也没有什么好的主意给她讲，只好怂恿她去参加严卫东的婚恋速配节目：碰巧找个好主收了，比什么都管用。
那顿饭吃的非常漫长，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当然，绝不是为她未知的前途，而是我在考虑是否要把她毙掉？该怎么毙？毕竟我还没有红杏出墙的经历，对搞女人还缺乏必要的经验。我看到她眼睛里闪烁的一会是迷茫，一会是忧伤，却又明亮鲜艳，便坚定了毙掉她的信
念。
为了让我更容易的做这件事情，我喝了很多酒，不过她比我还能喝，喝到后来我竟人事不知了，连帐都忘了付，她扶我回的家。
半夜醒来她还没走，正坐在我的床边玩电脑游戏“大富翁”，灯关着，屏幕上的光把她脸上的轮廓照的格外性感，她转过头：醒了？
我从被窝里爬起来：小姐，买单吧。
她笑的很迷人，我打呵欠那样把胳膊张开：来，叔叔抱抱。
抱着她的那一瞬间，我变得有些慌乱，这不是我熟悉的身体，散发出的香味也是完全陌生的，这种陌生让我感到刺激而又恐怖，下面迅速硬了起来。我想，在进入前，为了不表现的太唐突，还是应该多做些铺垫工作，至少也要接阵吻吧，于是就开始和她接吻，边接吻边脱她的衣服。她的衣服很紧身，一些扣子我很难摸到在哪里，但又不好意思放弃接吻全神贯注的去找扣子，就乱拽一气，她可能是怕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