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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个相好，两人谋害了她的丈夫，双双入狱，她先是判处死缓，因表现优异，连连减刑。在此同时，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几经劳教，每一回解教，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姐姐。不久前，她们的母亲去世了，这世界上就只剩了她们姐妹俩。与她谈话的过程中，她总是在哭，眼泪流了满脸，她的皮肤有一种石灰似的苍白，身体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亲哭，提到姐姐也哭，後又提到了父亲，她说她从没有过父亲，她从来不叫她父亲为父亲，她两个父亲全是不是人的父亲。我们怀了一种卑鄙的诱供的鬼胎问道：为什么那样恨父亲？她说，他们总是打我和姐姐，那年我才十一岁，他用煤球炉出灰的铁勾打我，把我脑袋打出一个洞，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出血……我们不禁不寒而栗，无法去想象白日毒打女儿的父亲在黑夜里摸到女儿床上去的情景。望了她蜷在一角，扶着床架恸哭的样子，我们难免又要去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她是怎样钻到同性的床上去……她很孱弱的身体，究竟经历了多少个残酷与 脏的黑夜啊！最後的采访使我们心情沈重，我们送她回中队，安慰她说，出去之後，好好地找一个人过日子。她说，她曾有过一个男人，对她很好，可是那是个苏北人，她就拒绝了他。我说，苏北人有什么不好？你不应该考虑是不是苏北人的问题。她笑了起来，在她二十多岁的脸庞上，已经有了粗糙的皱纹。明知道我们这一段对话全是在说谎，全是假话，这话安慰不了她，那个苏北人的事迹无疑也是编造的，可是这样说了彼此心里都好过了一些似的。在这个女人的生涯中，再不会有真实的长久的快乐了。她使我们感到那样地无望。一个人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呢？失去之後还能再来吗？当有了米尼之後，我经常想的就是这个：米尼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当米尼经历了那一切的之後，还会有快乐的日子吗？
歌咏比赛是最後一个故事了。
各中队列队进场，干警们穿了全套警服。两首规定歌曲，两首自选歌曲，由干警们打分，如同电视里的歌赛规则一样：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得分为－－各中队依次上场，穿了各中队自己规定的衣装。个个精神饱满，态度严肃，歌声很整齐，使人们想起少先队员的队日。表现尤其出色的是三中队，平时使队长们最头痛的“二进宫”中队，穿了一色白衣白裙，在一位红衣红裙的女孩指挥下，齐声歌唱，情绪十分激越。她们的分数遥遥领先，得了第一名。宣布的时刻，三中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红衣女孩上台领奖时，竟流下了眼泪。而其馀的中队都十分沮丧，脸上流露着不屑的神情。会後，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队队长跑到大队部查分，说评得不公，并且，有一种流言开始流传，那就是三中队评为第一名，是因为队长们鼓励她们，让她们早日改造完毕。而这一切，却都使人们变得天真和纯洁了，无论是干部还是劳教。
歌咏比赛结束了，劳教们进了工场继续做活。干部们下班回家了，汽车在路上颠簸，落日在後窗上冉冉下沈，女孩们长久地快乐地议论着歌咏比赛的事情，这给队长们带来的快乐是和带给劳教们同样多的。我感动地想道：在这里尚保留着一片圣洁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负了十字架的革命者从热闹的上海，来到这偏僻荒芜的丘陵，披荆斩棘，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以他们那虽然受挫却依然虔诚的信念牢牢卫护着一支朗朗的行进着的伫列歌曲。他们三十年来，几乎一直过着类似供给制的生活。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一次进上海，望着沿街的商店，惊异地说道：上海有那么多的供应站啊！甚至三十年来，他们还能完好地保留着上海的口音，而没有被四下包围着的皖南口音异化，再甚至还稍稍地、隐隐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小小偏见。它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而这些女人们却带着上海最阴暗的角落里的故事，来到这土地上。她们来了两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创造新的故事，又有一批女人带了最近的奇异而丑陋的故事来到这里。这些故事好像水从河床里流淌似的绵绵不断，从这里流去，留下了永远的河床。
在那初次来到的暴热的晚上，有一位队长对我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一些，有没有意义。她的脸隐在幽暗的灯影里，看上去有些软弱。我鼓励她道：“我觉得很有意义，你们的劳动使一些人变好了。”她微笑着看着我们：“你们相信吗？”“我想，我是相信的。”因为那是初来的日子，我这样回答。“有时候送了一个人走，很快又接了她进来，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她忧伤地转过脸，沈默了很久。她的父亲是最早来到白茅岭的公安干部，那都是一些带了错误，怀了赎罪心情来到此地的开垦者。她又想说她父亲的事情，张张嘴又打消了念头，算了。过了一会儿，她转回眼睛，说：在这里，有一点好处。什么好处？我问。在这里，面对了劳教和犯人，你会觉得你比他们都强，都胜利，你的心理就平衡了。我心里奇异地感动了一下，我想，她是将我当成了朋友，才对我说了这样深刻而诚实的心情。那一个夜晚，是令人难忘的，月亮很炎热地悬在空中，四下里都是昆虫的歌唱。
白茅岭的采访应当到此结束了，可是过後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记录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记着那个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子，想为她的申诉提供帮助，她绝望的神情使我们耿耿在怀。他通过一些朋友关系在公安分局找到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记录的材料是惊人的，无法为她开脱，她对我们说了谎，效果还相当成功。这使我们对白茅岭得来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们也许是虔诚而感动地一个接一个一共听了十几位女人的谎言，便觉得事情十分滑稽，却也难免十分沮丧。
第二件事是我们受托去看望一位一年前解教的女孩，她回到上海後遇到种种挫折，受人歧视，她曾先後来过两封信给过去的队长，前封信说：我如不是想到队长你，我就又要进去了！後封信说：假如我又做了坏事，队长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实在太难了。我们十分周折地在一个菜市场後面嘈杂拥挤的平房里找到了她，递给她我们的名片，说如有什么困难，可来找我们。她瞥了一眼名片，说：你们是作家，作家就只能写几篇文章，登在报刊上，便完了，你们帮不了我什么的。我说我们愿意试一试，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们是幸福的人，不像我们，我们只有去买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觉得很幸福。你们以後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如经常来这种地方，会变得残酷的。”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从门里走出来看我们，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来。在这些前後挨得很近，以至长年照不进阳光的房子里，有些什么样的生计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觉得罪恶离这里很近，只在咫尺之间。犯罪在这里，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稍一失足，便堕入了另一个世界里。离开她家，我们上了汽车，红绿灯在路上闪耀。据此访问十个月之後，米尼从这个世界出发，向那个世界航行了。这是一个走向深渊的故事。我以我的所有想象力，调动我的所有旧的和新的经验，去完成这一个过程。我想知道米尼为什么那么执着地要走向彼岸，是因为此岸世界排斥她，还是人性深处总是向往彼岸。我还想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走向彼岸的时候，他是否有选择的可能，就是说，他有无可能那样而不这样走，这些可能性又是由什么来限定的。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
白茅岭的故事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我会在街上、电影院里、音乐茶座上，或者某地的宾馆里，又遇上我们所采访过的劳教们，她们将穿了全新的服装，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也许会认不出我们或者装作认不出我们，我们又将对她们说些什么呢？我编织着这种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笔记本上还记录着她们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过去看看她们中的某人，可是这些念头转瞬即逝，我想我是没有权利在上海去打扰她们的，对於她们，白茅岭已是过去的故事了。而米尼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与她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