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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做到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发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後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天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後，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穿到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们愉快起来，对以後的采访又有了信心。我们说等你出去之後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犹豫地审视了我们，然後笑了，说可以，并给了我们地址。我们说你出去之後还有个难题，就是究竟和谁一起生活，看来你忘不掉三黄鸡老板，又丢不下丈夫和女儿。她说是啊，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心烦，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这里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点不怕扣分。
这是一次使我们满意的采访。後来回想，这次采访使我们觉得圆满的原因是，这女孩的故事里有一些为我们僵化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攫取了其中一些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东西，比如三角恋爱，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馀部分，比如三黄鸡店和肉店，比如款项的争端，可是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场部的汽车上，我们向负责严管组的队长打听，那女孩进了严管组的表现。她说，首先是让她剪短头发，她虽不乐意也无奈，剪到齐耳。然後，让她拆纱头，她是那样拆的：拆下一缕，就接起来，一缕一缕接好，再绕成团，一个下午，拆了有鸡蛋大的一球。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总是很安宁。在有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场部就出动警车。当警笛划破夜空的时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孩子会不会从梦中惊醒？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後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场部的柏油路发出微暗的光亮，风吹过花圃，发出悉索的响声。
第二天，下雨了。汽车在雨中驶过起伏的土路，雨点在灰蒙蒙的车窗上流下道道污迹。女孩们穿着警服，只能在衬衫上翻着花样。车内像开锅似的，充满了叽叽嘎嘎的说笑声。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凉，看见了一个农人骑了一头水牛，在远处的丘陵起伏地进行。
采访进入了高潮。我们转向了三中队，即“二进宫”中队。中队长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劳教，均是五二年出生，插队知青，其堕落过程具有社会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阳春面便可得手，这种人的外号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两角五分”，在劳教中处以最下等地位。须知在劳教中也有等级之分，扒窃是头等，大约是因为这较需要智力和技术，诈骗二等，流氓三等，卖淫末等，卖淫又分几等：一等的在高级宾馆和外国人、港澳同胞睡觉；二等的则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三等的就是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便打发得了的角色。
头一名采访的劳教个子高高的，有些风度，瓜子脸长长的，眼睛很灵活，她与我合撑了一把伞，一起走往大队部。与她并肩走在一顶伞下，很奇异地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中学时与高年级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间我忘记了身处何地。我想，假如在别的地方，我们许会成为朋友，她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就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後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得哭也不得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後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抚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後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
然後我们将她送回去，再接出第二个。第二个正坐在屋檐下绣花，戴一副大框架的深度近视眼镜，卷着裤腿，低着头又绣了几针，才起身拿了伞跟我们走。她个子很矮，脸相有些怪，我想她是一点儿不漂亮，也没有风情。中途她两次弯腰去卷她的裤腿，伞让风吹走了几步，我等她直起腰来，心想：她能给我什么样的故事呢！
走进门，我们就向她道歉，要耽误她完成定额了，她说没关系，那定额其实也是适当的。可是大家都叫苦呢？我们说。她笑了一下，说：那是因为她们太蠢了，这些人，吃官司都吃不来！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由都笑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有点脆，而且，口吻很幽默。你是为什么进来的呢？我们问。第一次，扒窃；第二次，卖淫；第三次，大概就要贩卖人口了——她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就又笑，心里愉快得很，好像得了一个好谈伴。再不用我们多问，她就娓娓地从头道来：她的母亲是一个缅甸人——这就是她相貌有些异样的原由了，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一起去了香港，留下儿女们，她是最小的妹妹。故事应当是从文化革命中期开始的，那时，她已经从江西农村抽调到一个小县城的文工团，在那里唱歌，还跳舞，有时也演些小剧。有一次，春节前，她乘船回上海过节，船到芜湖的时候，上来一群男生，就坐在她们对面。上来之後，他们就开始讲笑话。他们这一讲，她们不是要笑吗？她说。好，就这样，她和她的第一个男人认识了。认识之後就结婚，这男人是在芜湖那里的农场，结了婚後，两人就没有回去，一直住在上海。不久，丈夫却忽然被捕，这时，她才知道，丈夫这已是第二次因偷窃判刑了。他所在的农场，正是第一次刑满留场的地方。而她已怀孕了。於是，从此以後，每到探望的日子，她就挺着大肚子大包小包地乘长途车去农场。後来，则是背着儿子，儿子一岁两岁地长大了。这时候，她也开始偷东西了，偷东西成了她们母子的生活来源。总算，丈夫刑满回沪，她想，这样生活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啊！母亲从香港回来也觉得小女儿日子过得不如人意，便决定为她办理香港探亲。当她领到护照的时候，她丈夫却跑到公安分局，告发她的偷窃行为，护照被没收，人被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