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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廊上还挂着中国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主题大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解构。
这种气氛为什么让我不安？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自己的表现迷惑不解。眼前充满了类似的东西。《时代》杂志的封面上，那些充满了革命年代气息的工农兵被置换成拿着手机、穿超短裙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在发动新的“文化革命”吗？在德国汉堡一条小街上，一家中国人开的面馆上挂着一个留着长辫子的清朝人，嘴巴不雅观地咧开着；在北京789艺术家群落里，我不断看到“无产阶级”、“后毛泽东时代”、“革命”这些概念的衍生与再解释；在电视屏幕上，我们不断看到经济学家这样说“中国进行着一场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在读亚马蒂亚。森的新书《身份与暴力》时，我才突然意识到那种不安是什么。在伦敦地铁爆炸一周年时，人们发现在灾难一年之后，英国社会试图提高穆斯林居民和当地融合度的努力基本宣告失败。森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认定穆斯林管理穆斯林，犹太的社会领袖领导犹太人，而它导致的结果是，它只是强调了人们的宗教身份认同感，却没有社会、政治上的认同感。人是复杂的，他有多重的身份认定，过份强调其中一点，忽略其他，总会导致理解上的单一与粗暴，试图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涵盖它原由的丰富性。
即使在千百万人都手握红宝书时，中国人也有不同的隐秘情感；即使在人人经商的时刻，中国人也不仅仅只是消费动物……在过去30年里，我们要么用6亿无产阶级，或是13亿人的市场，来形容中国，甚至中国人自己都这样看待问题。中国人要么只有政治身份，要么只有经济身份，如果推回到19世纪，那么中国人又只是一个被传统束缚的形象，似乎只有拥有过去，而没有未来……
对于单一身份的强调，忽略了文化的韧性和丰富。将过去30年的中国人描绘成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从大寨时代人转变为互联网时代人，这种描绘富有戏剧感，却无助于了解真相。中国人一直具有一种足以化解灾难、吸纳新冲击的生命力，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下，一种始终流动的力量，似乎从未中断过。
破旧的胡同旁建立了崭新的高楼，老北京人散步的后海，变成了纸醉金迷的酒吧。周围变化得太快，以至于你不知道该以何种心态来迎接这些改变，广告牌、电视屏幕，报纸专栏，都在提醒每一个人，如何迅速抛弃昨天，拥抱明天，人们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喜悦与焦虑。我们为自己设计出各种新形象，却仍在为那个简单的命题而困扰：“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抱怨了那种简单的身份解读，却不知道如何提供那些足以令人心服的新解读。
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1998年5月4日的北大，像是一场盛大的、期盼已久的游园会。当时我是一名三年级学生，住在28楼的105室，刚刚7点钟，就被吵闹声惊醒。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新闻事件，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所大学和她的国家的命运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使在世界历史上都少有例证。
我记得那天的奇特感受，那种混合着骄傲和不安嘲讽的心理。几个月前，北大南门矗立了设计简陋的倒计时牌，告诉你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就是她100年的庆祝，它是天安门广场上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牌拙劣的仿制品。报纸上充斥了这样的消息，欧美校友包专机从海外归来，南方校友在深圳包了专列返回母校，中国铁路史上从未有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校园里拥挤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校友，从西南联大时期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到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但他们似乎不是这一事件的主角。庆祝的典礼不是北大校园里进行，而是人民大会堂。那些从各系挑选的学生代表，在那里迎接这场庆祝的高潮——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演讲。
和政治含义同样显著的，还有它的商业味道。学校里盒饭和各种纪念品的兜售，使校园像是一个大型的市场，出版商与电视台不断地推出与北大相关的产品，但是当我试图寻找一本完整的关于北大历史著作或影像作品时，却毫无收获。我们还被不断告知，因为这场庆典，学校又收到了多少捐款，它将用于修建多少层的高楼。
这一切和那个令一代代人念念不忘的北大没有什么关系。每一个入学的青年，都曾经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原则带来的群星灿烂的年代憧憬不已，每个北大人都为鲁迅的名言激动：“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但是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1917－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
辉煌的西南联大时代的似乎更是清华大学的产物，而在混乱的“文革”年代，北大的表现或许更令人汗颜。在一个被普遍视作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的80年代，北大的性格没有那么鲜明，那个年代公认的知识领袖来自于其他大学与机构。以至于在风靡一时《北大往事》时，我们被打动的是年轻人嘻笑怒骂式的琐碎追忆，而不是某种更崇高和富有创建性的品格。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燕园，也是司徒雷登的遗产。
90年代的北大时光是暗淡的。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
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去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里，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优秀的年轻人仍蜂拥而来，因为中国的大学比国营企业更为顽固和拒绝改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学生扩招为大学带来大跃进式的风潮，人人都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却忘记了大学的基本理念。即使在战时，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仍在相信“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2000年毕业之后，我已很少回到校园。社会上关于北大的消息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听到了卖猪肉、卖糖葫芦的北大学生，听到了那场轰动一时、却似乎无疾而终的改革，最近的消息是北大拒绝让那些小学生前来参观，她准备关闭校门，她还和一位著名数学家发生了争吵、却又提不出值得信赖的反驳，她不满于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打乱了她自己的招生计划……像是一个任性、傲慢，却又缺乏竞争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态龙钟。
1992年拆除的南墙又重新建好，校园的东北角矗立着太平洋电脑城，那里面闹哄哄的景象令人烦躁。在和隔壁的清华大学一起叫嚷着要成为斯坦福大学，将中关村塑造成硅谷多年之后，此地仍是小商小贩的天下。
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吗？
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新知识的探索者，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北大精神早已走向封闭，很多年以来，我们依靠不断重复回忆来欺骗自己我们与这股伟大传统依然相连。
别人的生活“像约瑟夫一样生活”，在经过南京市中心时，我被眼前的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吓住了，这是一幢名叫“约瑟夫公寓”的地产项目，除去它是一个英文名字，我不知道约瑟夫是谁又代表什么，广告上的画面提醒我，那是那种欧洲电影里一样的生活；在一个降着小雨的下午，我在唐山碰到了“贝弗利山庄”，广告板上，那个珠光宝气的女士正在喝一杯咖啡；我北京家的对面是“哈佛馆”，在每天上班路上，我看到接连不断的“澳洲女人”别墅，格林小镇，或是东方银座……我不断在那种昂贵、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上，看到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西方面孔，他们配带着假发拄着手仗，或牵着一匹马，挥动高尔夫球杆。
我甚至发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洗浴中心名叫塞纳河，心中暗想海明威此刻是否正泡在其中。似乎中国每一座城市都出现了“曼哈顿”，一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