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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时代，空洞的危言耸听和低级的煽情主义结合到了一起。不停的批评，不是对抗这种倾向的真正有效手段。我为自己失去幽默感而不安，是因为愤世嫉俗的批判，在本质和我所批判的对象是相同的——我们都是一种单调思维、单调语言的受害者。这两者都在纵容自己的某种情感或偏见过度膨胀，而不理会社会的真相。
几天前，我读到马斯洛的那个精彩比喻，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说，如果说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类的地下室——在他兴起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研究病人、失常的人、病态和恶习，那么他就期待研究人类的阁楼——“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抱负或者可以达到的心理高度”。我想，在很多时刻，我过度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地下室，却忘记了还有阁楼的存在，那个一心要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付出的一代代中国人。
不能假装一直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来为自己智力上懒惰、情感上缺乏细微的感受力而辩护，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已经不停地看到知识分子以强调批评性的面目示人而陷入了自我沉溺的境地。
还是让这一切从语言的改进开始吧。端庄、清晰而精确的语言是必需的，当批评什么时，不是笼统地下一个结论，而是给出更明确的例证、更细节的描述。也不是那种总是自以为是的严肃，幽默感不是缺乏价值判断，而是对世界的复杂性的一种更深入的理解。
石硖尾的大火走出地铁时，正下着小雨。11月，香港最好的季节开始了，骇人的炎热与潮湿已经退去。生活在热带的人都会赞同李光耀的判断，这位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相信，过去一千年中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既不是蒸汽机也不是火车，而是空调，如果不是这项发明，广阔地区的人们仍在炎热中昏昏欲睡以度日。今年夏天，似乎整个香港都在争论大厦里空调的温度应该设定为几度，一些人抱怨在商场里被冻得要命。
“这是中环的温度”，我记得本地电视台一位脱口秀主持人的精确判断。明显偏低的空调气温，为那些穿西装的商业人士所设，那些短短的头发用发胶竖起来、偏瘦的身材被包进合体的黑西装、讲流利英语的年轻人，是中环街头的景观之一，他们精巧、温和与灵活，似乎象征了香港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尽管它不占据任何资源，却拥有一种服务各种行业的专业技能，并在各种合作者面前都应付自如。
对于温度的控制从来都是香港的特权，在空调发明之前，只有欧洲人可以住在更为阴凉的半山区，而现在，大厦里的气温是专为银行家、律师这些职业人士而设的。
石硖尾站是1979年10月1日开通的，从观塘到这里，是香港地铁的第一段。
那是香港当年的盛事之一，港督麦理浩参加了剪彩，任期为1971－1982年的麦理浩是香港历史上身材最高、任期最长的港督，他也经常被公认为是将香港从一个殖民地城市转变为独立的city－state的领导人。直到今年，在为了纪念其亚洲版诞生60周年，《时代》仍将他视作改变了亚洲历史的英雄之一。
地铁通到石硖尾的场景，令人雀跃。电车标志着20世纪初的香港，那个殖民地气息仍然强烈的时代，而地铁是那个急速到来的新世界的表征，1979年的香港既为自己取得的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富裕程度而自豪，又为它未来是属于英国还是归还中国的命运而忧虑，像香港昔日一样——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不要对抗新时代的到来，而要在新时代带来的新机会中，依旧占据领先。
在小雨里走两分钟，我就看到了两幢已经停用的徙置大厦，它们都是7层高的楼房，一层一层像火柴盒一样叠加上上去，一排排水管道从顶层一直通到一层，使得大楼像是有很多个H组成。每层由若干间12平米的房间，共用的卫生间，厨房则是走廊里一个接一个的火炉组成。这样的楼房在石硖尾有29栋，如今它们都被铁丝网所围，红色墙身已经斑驳不堪，“此屋已被房屋署收回，不得擅自入内”告示贴在每一扇门上。
石硖尾不是我熟悉的那个香港，不是那个由铜锣湾的百货公司、中环的金融中心、旺角与尖沙嘴的重庆大厦构成的香港。星期六下午的石硖尾安静得甚至富有诗意，我坐在一家叫金沙的茶餐厅里，喝冻奶茶，吃牛楠蔬菜饭，斜对面是即将被拆卸的H型的旧楼。已经讲得一口标准的广东话的四川服务生，不知道那些楼房的来由，她是新一代移民，在她进入香港时，这已是中国人最向往的城市了，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代中国人来说，香港几乎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标签，香港的明星时尚、香港电影与音乐都令人着迷，餐馆喜欢标榜自己是港式风味，一些城市甚至将自己那些繁华又有点“堕落”的区域称作小香港。
但是，对面那些H型的楼房，是更为真实的香港故事。因为一场大火，石硖尾成为香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地区。那是1953年12月24日晚上（香港的历史与圣诞节
总是紧密，1941年日本人开始攻击香港也是那年的圣诞夜）。那时，香港正被源源不断的难民所困，1945年香港摆脱日本统治时有60万人口，1950年则超过了200万，这个数字在1960年时，达到将近300万。
像之前的100年一样，香港的人口与中国的局势紧张程度密切相联。当国内的政治动荡加剧时，人群开始涌入香港，当局势稳定下来，他们又回到家乡，他们带来了香港的商业繁荣，带来了资金和劳动力，当然也有社会骚乱。
1953年拥挤在石硖尾的人群，是前往香港寻求安全感的移民中的最底层，他们为了躲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而到此，并对于中国共产党新建立的政权缺乏了解与足够的信心。此刻的香港正为突然到来的人口压力措手不及，一切都那么匮乏，一位叫周永新的本地历史学家后来说，贫穷是50年代香港的压倒性印象，“一家八口一张床”，拥挤在破木屋里是普遍现象。但此刻，香港政府还没准备面对移民问题，因为它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像从前那样，随着国内的稳定而回迁中国，况且多年的殖民政府作用早已养成了一种冷漠，而这些移民也不知道是否将要回家，香港是否只是个临时落脚点，但是眼看国内的政治斗争似乎仍未停止，解放战争刚刚结束，三反五反又已开始了。
在1953年12月24日晚上的那场意外的火灾，因为连绵不断的临时木屋而成为一片火海，6个小时后才受控，但已烧毁万间房屋，6万人顿成灾民，灾民照片在短期内成为全球新闻报道的主角，香港的命运因为夹在资本主义的英国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之间而备受瞩目。
为了安置灾民，香港政府兴建29栋7层高的徙置大厦，它也是香港公共房屋计划的开端。在接下来的30年中，我们看到了现代香港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移民们意识到他们回不去家乡了，而且家乡的人仍源源不断地向此涌来，他们愿意付出所有的辛劳而获取稳定的生活，他们在一片贫瘠之地、一直依赖转口贸易生活的港口上创造了工业革命与经济奇迹，而香港政府开始被迫为这些人民提供更负责任的治理和社会保障。
尽管香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仍是管理得最佳的华人城市。它的社会内部的结构是怎样构成的？
政治权力与社会民众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北京和伦敦是如何改变它命运的轨迹的？仍是令人饶有兴致却没有答案的题目。
你需要相信些什么他看起来有三十五六岁，留着短短的寸头，矮胖的身体正好挤进座位里。飞机起飞前，他一直在打电话，用的是摩托罗拉出品的“明”手机，谈话里充满了“市场份额”、“客户需求”这样的词汇，在饮料服务开始之前，他在读一位明星教授刚刚出版的《品三国》，吃完饭后，他靠在座位上闭幕养神，一颗接一颗、一遍又一遍地数他手中的念珠，厚厚的嘴唇轻轻地蠕动着。
在飞机上、在汽车上，更多的是在餐桌前，我听到了那些一分钟前还在讨论新的商业机会的人，随即谈起他最近的五台山之行，或是他对于南怀瑾的看法。一些人还会提到，海南航空的总裁陈峰是一位佛教徒，年轻的首富黄光裕信奉天主教，青岛双星的领导人汪海甚至说出了“让观音为我站岗”……佛家、道家、基督教，或是那个笼统得谁也说不清的“国学”，蜂拥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