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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方。”
“也是参加创作学习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当过编辑，让他来帮着看看稿，边改造边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几眼。创作学习班，成员大多数是知青，饭桌上也在高谈阔论小说之类。杨方一言不发，连目光也不旁视，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饭。满口牙残缺不全，吃得极慢极慢。他那一张刀条脸，瘦得不能再瘦。两腮塌陷，颧骨高突，一双眼睛深深地隐蔽在眼窝里。面色青绿。每一嚼动，青绿的皱纹纵横的面皮便一紧一弛。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长长的两束，无羁地飞扬着，箭竖着。仿佛除了剪断，是别无他法使其倒顺的。
我离开饭堂时，见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极慢极慢地吃着，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视。分明由于牙齿不健，连一个烧饼还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极慢，也吃得极小心，一手颤抖地端着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烧饼掉下的酥皮儿落在桌上，被人指责浪费农民血汗。
回到宿舍，听别人讲，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由于在“反右”斗争中说了些“错话”，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当时，那些“错话”的性质也并不很严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结果不严重也便严重了。“右派”的帽子不给他戴上给谁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从革命军队中“清洗”而出，发配到了哈尔滨，后来据说改造得好，表现“老实”，调到了黑龙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从黑龙江出版社逐出，发配到北大荒，在四师接受第二番改造，当一名注“另册”的农场职工。
别人还告诉我，他是好几本书的责任编辑，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当年这两本书是“大毒草”。所以那与其说是他的成绩，莫如说更是他的“罪行”。后来我曾特意重翻那两本书，却见印在书上的责任编辑并不是他。或者是人云亦云，造成误传；或者因为他成了“右派”，在那两本书还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个人住在我们隔壁的小房间。不是出于照顾，而是因为他通宵达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个房间的人，是根本无法睡觉的。除了每天吃三顿饭的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饭时见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他患有肺气肿，正值严冬，从住处到食堂，一两分钟的路，他也不得不戴着口罩。还患有神经性颤抖症，使人总担心他吃饭时端不住碗。还患有胃溃疡——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饭，半个馒头从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捡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剥皮，刚剥下一小块，却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着半个脏馒头，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样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从他手中夺下了那半个脏馒头，又掰了半个馒头给他。
“不，不，我……还是吃了那半个脏的吧……”
我随手将那半个脏馒头抛进了剩饭桶。
同桌的伙伴们的目光都是赞许的。
惟他自己，满脸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们同屋的三个知青，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时，常听到他在隔壁一阵阵剧烈的咳嗽。那咳嗽之声剧烈得连我们都替他喘不上气来。白天能听到，晚上也能听到。只要他在咳嗽，我们便知他在看我们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剧烈。
还有点人味儿的人，谁能不心疼这样一位为我们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实他当年还不算老，也许才五十五六岁，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来岁的人了。
他看稿极认真，从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乱勾乱画。连个符号也不记。连一页纸的纸角也不折。稿旁放一个小本，一切都记在小本上。如——P多少多少，第几行，有一个什么什么字错了……
一视同仁。
对于那些稿面非常清洁的稿子，他更是格外显出一份儿对作者的尊重。看前，总是要用湿毛巾擦擦手，怕将稿面弄脏，或留下他的指印。
他谈稿子更认真。对一个不恰当的词，一个不真实的情节，一个概念化的细节，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对话，他总要预先替你设想出几种修改方案，与你谈时，极谦恭地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许改一改更好。我想出了几种改法，咱们共同商量，看确定哪一种方案更好？”
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并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经过比较之后，自己选择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争辩。耐心地听你谈完自己的想法，然后婉言劝你再去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他的意见，十之八九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
他的谦恭，常常使我们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体弱多病的身体。而在他，那绝非虚伪。那是发自内心里的虔诚。因为他仿佛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右派”，一个确乎有“罪”的人，一个被“改造”着的人，一个不过被临时“利用”一下的人。而这种“利用”，又仿佛对他意味着是一种抬举，一种恩典，一次“赎罪”的小小的机会。他以他的全部虔诚，搭上他那衰弱之极的身体，回报这种抬举，这种恩典，这一次小小的“赎罪”的机会……
他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我当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第一篇小说《向导》，是在他与我长谈了三次之后才定稿的。
那一次创作学习班上，有个骄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骂他“臭右派，装模作样假充内行”！他一言不发，默默地挨骂。我们大家气坏了，将那小子骗到郊野，狠揍了一顿。
我们都从内心里开始尊敬他。
有天夜里，同屋的一个伙伴醒了，把我们也都捅醒，说：“老杨怎么不咳嗽了？”
在那个年月，我们不能像如今一样，对我们所尊敬的文学界长者称“老师”一样，称他“杨老师”——这样的称呼也会使他自己惊恐的。我们只能叫他“老杨”。
我们都匆匆披上衣服闯入他的屋里——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笔……
他脸色铁灰……
那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立即将他背往师部卫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们发现得早，他便死了。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后来每年一次的创作学习班上，只要他的身体能撑得住，总会前去辅导。像辅导我们那一期学员一样虔诚……
如今，许多经他辅导过的当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学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复旦大学，得知他病故了。
我们离开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没法儿忘了他的。
一缅怀起他，我对那过去了的历史充满悸怖——它使好人无端变成“罪人”，竟是那么随便！那么轻而易举！并且连同无罪之人的无罪的意识，都一块儿奸污了！
是以追记此文，寄托我对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的大的哀思！
“克隆”一个我
结婚以后，对于做父亲，我心理上一直是挺忄西惶的。说穿了是怕承担起那一份儿责任。因为此前做哥哥，做弟弟，做儿子的责任，早已使我忧患多多。由于我的坚决，妻忍痛割爱。“舍弃”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妻深知我极愿有一个女儿，如今每每口出谴言：“那头胎必是女儿无疑。”
起初只当玩笑，不以为然。后来渐渐地竟有了罪过感。甚至，数次梦见我那“女儿”—— 一岁多的一个小裸孩儿，亦灵亦拙地朝我爬过来，其声甜甜怨怨地叫我“爸……”
妻知我陷于认真后，劝我：“想开点儿。如果对得起那女儿了，眼前这个大儿子不就不存在了吗？”
话倒是有理，可心内从此平添了一份惆怅。我的罪过感源于这样一种心理——那已然是一个小生命了啊！竟由于我的坚决，我的意志，便没有了出生的权利！我是谁？我是上帝吗？上帝即使真的存在，他漠视生命权利的做法也是该诅咒的啊！那小生命倘若出生，该在这世界上演绎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的意志，对于“她”是“不可抗力”。一个凡夫俗子以仿佛上帝般的“不可抗力”，吾语即出便灭绝了一个一旦出生可以编织童年、少年、青年、老年四篇漫长故事的小生命，难道还不是罪过吗？姑且不论那故事精彩或平庸。事实上，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