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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叹口气说：“不借可怎么过呢？”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母亲说：“那怎么行！你想得开，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呢！”
我将家中环视一遍，又说：“那就把咱家这对破箱子卖了吧！”
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买的一对箱子。
见母亲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买更新的，更好的！”
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帮我将那一对破箱子捆在一只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卖。从下午等到天黑，没人买。我浑身冻透了，双脚冻僵了，后来终于冻哭了。我哭着喊：“谁买这一对儿箱子啊……”
我将两只没人买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进家门，我扑入母亲怀中，失声大哭……
母亲也落泪了。母亲安慰我：“没人买更好，妈还舍不得卖呢……”
母亲告诉我——她估计我卖不掉，已借了十元钱。不过不是向同院的邻居借的。而是从城市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从前的老邻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邻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节，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过一次春节。而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牙全掉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嚼不动了，只有看着的份儿。弟弟妹妹们都已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针对我的想法说——“哥你又何必分什么年节呢！你什么时候高兴团聚，什么时候便当是咱们的年节呗！”
是啊，毕竟的，生活都好过些，年节的意义，对大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也就不太把年当年，把节当节了。正如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便是有所准备地过年过节，多半也是为了儿女高兴……
我的小学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教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儿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间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我被老师叫起后，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