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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感激我另外的三名同班同学王嵩山、王玉刚、张云河。他们是“文革”中的“散兵游勇”，半点儿也不关心当年的“国家大事”。下乡前我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我力陈他们其实都是政治上多么“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惟恐一句半句不利于肯定他们“政治表现”的评语影响他们今后的人生。为此我和原则性极强的年轻的军宣队班长争执得面红耳赤。他们下乡时本可选择离哈尔滨近些的师团。但他们专执一念，愿望只有一个——我和杨志松在哪儿，他们去哪儿。结果在深夜被卡车载到了兵团最偏远的山沟里。见了我和杨志松的面，还都欢天喜地得忘乎所以。
他们的到来，使我在知青的大群体中，拥有了感情的保险箱。而且，是绝对保险的。在我们之间，友情高于一切。时常，我脚穿的是杨志松的鞋；头上戴的是王嵩山的帽子；棉袄可能是王玉刚的；而裤子，真的，我曾将张云河的一条新棉裤和一条新单裤都穿成旧的了。当年我知道，在某些知青眼里，我也许是个喜欢占便宜的家伙。但我的好同学们明白，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们格外体恤我舍不得花钱买衣服的真正原因——为了治好哥哥的病，我每月尽量往家里多寄点儿钱……
后来杨志松调到团部去了。分别那一天他郑重嘱咐另外三名同学：“多提醒晓声，不许他写日记，开会你们坐一块儿，限制他发言的冲动。”
再后来王嵩山和王玉刚调到别的师去了。
张云河调到别的连当卫生员去了。
一年后杨志松上大学去了……我陷入了空前的孤独……
此时我有三个可以过心的朋友—— 一个叫吴志忠，是二班长；一个叫李鸿元，是司务长；还有一个叫王振东，是木匠。都是哈尔滨知青。
他们对我的友情，及时填补了由于同班同学先后离开我而对我的情感世界造成的严重塌方……
对于我，仅仅有友情是不够的。我是那类非常渴望思想交流的知青。思想交流在当年是很冒险的事。我要感激我们连队的某些高中知青。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使我明白——我头脑中对当年现实的某些质疑，并不证明我思想反动，或疯了。如果他们中仅仅有一人出卖了我，我的人生将肯定是另外的样子。然而我不曾被出卖过。这是很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因为我与他们，并不像与我的四名同班同学一样，彼此有着极深的感情作为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我，近乎人性的分裂——感情给我的同班同学，思想却大胆地向高中知青们坦言。他们起初都有些吃惊，也很谨慎。但是渐渐的，都不对我设防了。“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和他们交流过许多对国家，当然也是对我们自身命运的看法。
真的，我很感激他们——他们使我在思想上不陷于封闭的苦闷……
我还感激我的另外两名好同学—— 一个叫刘树起，一个叫徐彦。刘树起在我下乡后去了黑龙江省的饶河县插队；徐彦因母亲去世，妹妹有病，受照顾留城。一般而言，再好的中学同学，一旦天南地北，城里农村，感情也就渐渐淡了。即或夫妻，两地分居久了，还会发生感情的变异呢！
但我和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却相当不可思议，因为分离而感情更深。凡三十余年间，仿佛在感情上根本就不曾被分开过，故我每每形容，这是我人生的一份永不贬值的“不动产”。
我感激我们连队小学校的魏老师夫妻。魏老师是六六年转业北大荒的老战士，吉林人。他妻子也是吉林人。当年他们夫妻待我如兄嫂，说对我关怀备至丝毫也不夸大其词。离开北大荒后我再未见到过他们。魏老师九五年已经病故，我每年春节与嫂子通长途问安……
七一年我调到了团部。
我感激宣传股的股长王喜楼。他是现役军人，十年前病故。他使宣传股像一个家，使我们一些知青报导员和干事如兄弟姐妹。在宣传股的一年半对我而言几乎每天都是愉快的。如果不每每忧虑家事，简直可以说很幸福。宣传股的姑娘们个个都是品貌俱佳的好姑娘，对我也格外友好。友好中包含着几分真挚的友爱。不知为什么，股里的同志都拿我当大孩子。仿佛我年龄最小，仿佛我感情最脆弱，仿佛我最需要时时予以安慰。这可能由于我天性里的忧郁，还可能由于我在个人生活方面一向瞎凑合。实事求是地说，我受到几位姑娘更多的友爱。友爱不是爱，友爱是亲情之一种。当年，那亲情营养过我的心灵，教会我怎样善待他人……
我感激当年兵团宣传部的崔干事。他培养我成为兵团的文学创作员。他对于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起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我的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
他现因经济案被关押在哈尔滨市的监狱中。
虽然他是犯人，我是作家——但我对他的感激此生难忘。如果他的案件所涉及的仅是几万，或十几万，我一定替他还上。但据说两三百万，也许还要多。超出了我的能力。每忆起他，心为之怆然。
我感激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当我被惩处性地“精简”到那里，他们以友爱容纳了我。在劳动中尽可能地照顾我。仅半年内，就推荐我上大学。一年后，第二次推荐我。而且，两次推荐，选票居前。对于从团机关被“精简”到一个几乎陌生的知青群体的知青，这一般情况下是根本没指望的。若非他们对我如此关照，我后来上大学就没了前提。那时我已患了肝炎，自己不知道，只觉身体虚弱，但仍每天坚持在劳动最辛苦的出料流水线上。若非上大学及时解脱了我，我的身体某一天肯定会被超体能的强劳动压垮……
我感激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位生物系抑或物理系的老师的名字我至今不知。实际上我只见过他两面。第一次在团招待所他住的房间，我们之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算是“面试”。第二次在复旦大学。我一入学就住进了复旦医务室的临时肝炎病房。我站在二楼平台上，他站在楼下，仰脸安慰我……
任何一位招生老师，当年都有最简单干脆的原则和理由，取消一名公然嘲笑当年文艺现状的知青入学的资格。陈老师没那么做。正因为他没那么做，我才有幸终于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而这个机会，对我的人生，对我的人生和文学的关系，几乎是决定性的。
如果说，我的母亲用讲故事的古老方式无意中影响了我对故事的爱好，那么——崔干事、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将我直接送到了与文学最近的人生路口。他们都是那么理解我爱文学的心。他们都是那么无私地成全我。如果说，在所谓人生的紧要处其实只有几步路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是推我跨过那几步路的恩人。
我感激当年复旦大学创作专业的全体老师。七四年至七七年，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三年。我在这样的三年里读大学，自然会觉压抑。但于今回想，创作专业的任何一位老师其实都是爱护我的。翁世荣老师、秦耕老师、袁越老师又简直可以说对我有点庇护。教导员徐天德老师在具体一两件事上对我曾有误解。但误解一经澄清，他对我仍一如既往地友爱诚恳。这也是很令我感激的……
我感激我的大学同学杜静安、刘金鸣、周进祥。因为思想上的压抑，因为在某些事上受了点儿冤屈，我竟产生过收拾行李一走了之的念头。他们当年都曾那么善意又那么耐心地劝慰过我。所谓“良言令人三月暖”。他们对我的友爱，当年确实使我备感温暖。我和小周，又同时是入党的培养对象。而且，据说二取一。这样的两个人，往往容易离心离德，终成对头。但幸亏他是那么明事明理的人，从未视我为妨碍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