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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着制服的人员，我都怀有一种竭止不住的，病态的恐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某种权力的象征。某些权力，随时可以叫你失去自由，进而安你个莫须有的罪名，将错就错地将你投进一间小黑屋里，从此便让你与世隔绝了的权力。在这样的人的面前，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大脚板下的小蚂蚁般地缺乏安全感。我知道我的想象有点荒唐，更有点变态，我知道它们是来源于那次遥远了时空的记忆。少年的岁月，中年的岁月，哪怕到了老年，记忆都会变了形地来捉弄人。它们像某类调味品，捣碎了，与现实生活的情节糅掐在一起，再发泡出一只只虚幻的馍馍来，叫你真伪难辨。
我向着行李输送带的方向走去，已有好些人站在那儿了。行李带开始启动，它“叽叽”地鸣叫着，将各种形状的行李东倒西歪地从黑色的胶片帘的后面输送出来。有人弯下腰去，将行李从流水带上费力地拖出来，核对着，装上小车，推着，走了。
我也拣了一件，准备离开。亮着浅蓝色灯光的大堂里，三三两两的出境人群，推着行李车，朝着标有禁区标志的玻璃自动门走去；空气中浮动着一种隐隐的说笑声，气氛显得格外安谧。我见到玻璃门前站着一小队人马，像是在等接谁的机，男的女的，一个个衣着趋时面带微笑。一两个人的手中还捧着鲜花，其他有几个则扛着带电视台标记的摄像机。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和上海。又一个历史连绵进程中的特定的时代横断面，而人的生命是垂直的，我们都从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断面之上洞穿而来。
一位全身FENDI名牌、肤质保养上佳的中年妇人朝这边走过来，她刚从护照查验台离开，她的身后跟着一位男士。立即，扛摄像机的和捧鲜花的都向他们涌了过去。但我发觉，FENDI女士好像是向着我这里一边微笑一边走过来的，她并没太多要去搭理摄像机和鲜花的意思
。当我看清她原来是罗太太——也就是湛玉向我提起过的她的那位童年时代的好友莉莉时，她已经快走到我眼前了。她的身后边跟着的是提包的罗先生。
我急忙迎上前去。也真是的，只顾了胡思瞎想，都快失礼于人了。我说，还没认出来呢，原来是你们两位哪。
“你是财大兼气粗，又贵人多忘事，怕是见了人故意不认吧？”莉莉边调侃边吃吃地笑了。
“哪里。哪里。”我连忙说。
但我很快发现我们三人已被蜂涌而上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团团围住了。大家好奇地注视着我们间的谈话，沉寂了一会儿。我发觉远远的有一架摄像机的镜头正对着我们——我，罗太太以及罗先生——红灯一闪一闪地亮。我慌忙退向一边。我说，罗先生罗太太，你们还有正事要做，我这……
但莉莉一把拉住了我，什么正事不正事的，还不是这里的电视台正在拍一部我与我家族的长篇纪实片。机场遇故人，她笑着说，不正好是一段可遇不可求的生活细节？——你说呢，导演？她向一位身穿牛仔装，扎着一截马尾辫的男人递去了一瞥眼光。
马尾导演挥了挥手，亮红灯的摄像机便马上停止了工作。大家重新围上来。导演是个高而削瘦的年轻人，三十来岁，菜黄的脸色，耷拉着眼皮，显得无精打采，一副严重缺乏睡眠的模样。他说，是啊，咱们的郝莉莉小姐是沪上的名门之后，自己又曾是个红极一时的芭蕾舞演员；去了外面这些年，如今又再回上海来投资，她的人生故事很富有传奇色彩啊。
导演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他朝我折皱出一个敷衍的笑容来。他顺势从衬衣的上口袋中掏出一包“中华”来：“嗯？”他向我与罗先生分别作了个暧昧的手势。在我俩一致向他摆了摆手之后，便独自弹出一支来，点上火，抽了起来。
“这位是？”他向上方吐出一圈烟雾。
“老朋友了，也是上海人。在香港，他曾经是我老公生意上的拍档。”莉莉如今说话，大大咧咧，声音也很响，还充斥着一种满不在乎的自我放任。这非但与湛玉从童年记忆里描绘出来的她不同，就是与我认识中的她变化也很大。从前在香港，我们应酬谈生意，莉莉总是坐在一边，身段窈窕，样子文静得来也很好看。她从不多嘴，只是偶然朝她丈夫瞟上一眼。有一次，她丈夫说起，原来莉莉与我都是上海人，而且“文革”的岁月也都是在上海度过的。莉莉说，是吗？我说，是的。
我还说，那时，我是反动学生，处处受监管，日子难熬得很哪。她便问，你当时是哪一所学校哪一届的？我说，东虹中学67届高中。她的脸上就有了点异样的表情，她说，她的一位童年好友也在那一所学校就读，好像与你是同届，不过……“不过”之后她就没再多说什么了，她多望了她丈夫一眼，那时的她决不会在不该多嘴的时候多一句嘴。我说，东虹中学的学生有几千人，就我们那一届就有好几百。当时，那间学校搞极左思潮在全市都是出了名的，遭殃的教师学生一大批，我，只是其中的一人而已，而且还是相对侥幸的一个。否则，我还能今天坐在这儿与你们一起把盏言欢吗？于是大家便笑，都说，这倒是的，这倒是的。罗先生举起杯来，说，大陆上的“文革”他是没有经历过，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钱——只要能有钱赚，就行！来来来，他说，为了赚钱，大家喝下这一杯！于是大家——包括我和莉莉——都举起了杯来，我感觉到莉莉迅速瞥了我一眼，在这一瞬间，似乎已经有了某种讯息的传递了。
你看，我又来了。我在对一个故事的叙述与记录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颠倒时空和记忆的事发生；事实上，我自己都无法辨清什么之后才轮到什么；而什么，又可能是在事后添补上去的一笔幻觉？从这层意思而言，你完全可以说我是个思路不清的作者，但我却绝对是个尊重感觉事实的作者。
就像这一回，当我在上海机场重遇罗氏夫妇时，我的明确不过的印象是他俩已肯定不再是从前在香港时代的他俩了，莉莉与她的丈夫的处世位置正好来了个颠倒：一个滔滔不绝，语直意赅，遣词泼辣；而另一个则是毕恭毕敬，谨行慎言，站在他老婆的身后，满脸堆笑，只有在偶然不得不要他作答之时，才挤出半句一句不咸不淡的港式国语来。
还有一点：莉莉也肯定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窈窕秀美的莉莉了，她变了，变成了一位体态富态的肥胖的中年妇了。她朝着导演说道，你别小瞧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喔，他还是个才子呢，他是一位诗人。
导演“喔”了一声，再次抬起眼皮来望了我一眼，他的眼中有一丝迷惘：诗人？这个久违了的名称似乎与眼下的这摊子也扯不上什么关系。
我窘迫万分。
“不是说你们曾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吗？”
“合作伙伴？其实还不是主要靠我们这位朋友，靠他的资金，靠他的市场，靠他的人事关系？我们只是加点儿小股本凑凑热闹，凑个名义罢了。”这，才算是点到了点子上了，瘦导演一下子来了精神，他将还吸剩下来的大半截烟蒂在一旁的一座不锈钢的烟灰潭里掐灭了，把脸转过来朝向了我：“能否请问阁下在香港是做哪行的？”
我还在沉吟，考虑着该如何向眼前的这位仁兄作答比较合适时，莉莉已代我把话头接了过去，说道：“他呀，在香港是搞房地产和金融股票的，还有项目投资——前不久在上海和海外报纸都有报道过的那家设厂在浦东金桥区、新近刚投产的成型地板厂就是他投资的！”
“投资额一千二百万——美金，统统是美金！”拎包的罗先生在一侧加重了语气。
这是哪里跟哪里的事啊！在这种时候谈这些，我恨不得当下就有个地洞，钻进去，一遁了事。
但我见到马尾导演的那对从来就不像是在望着谁和望着什么的眼睛在此一刻间突然放出了光彩来。它们开始聚焦（可见它们并不缺乏睡眠），它们望着我。他说，他记起来了，好像是跟东北哪家林场的合作项目？
不，这是一种高压合成的纤维地板，莉莉纠正他。
合成地板？那一定是采用日本最新技术的那一家了……
不，是德国设备和技术，罗先生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