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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次，我真也答不上来。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今晚我为什么要出去？出去又去哪儿以及将出去多久？
我认识雨萍在三十年前的街道青年的学习会上。那时，我们都是待配在家的应届毕业生，每逢星期三、五都要自带一张小板凳集中到居委会，坐在那儿聆听二报一刊的社论或是最新最高指示的传达。有时，街道里委也会请来某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女工来为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会。这些满脸皱纹，扎着发髻的女人通常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文盲，能被请来作报告，自然觉得很光荣，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也十分重大。她们因此都会全力以赴尽其所能所知地将报告作得有血有肉，生动而有说服力。她们一直从日本人讲到国民党反动派，讲到资本家以及走狗，讲到社会上的地痞流氓、讲到“拿摩温”。有一次，请来的是一位干瘪瘦小的矮个子老太太，讲一口硬梆梆的本地话。旧社会，她是给一家人家当佣工的。老东家真是个大善人哪，阿弥陀佛！她说，穿剩吃剩下来的什么都让她给带回家去，所以那阵时她家什么吃穿都不愁。大热天，每天还可以捧一只平湖大西瓜回去；隆冬天的年关前后更是糕团南货腌腊，她斜乜着眼睛望着屋角的某个位置，掰着手指说了一大串品名。她说她算是她的那些姊妹之中最命好的一个了，找到了个好东家。但到了现在新社会反倒什么都没了，她儿子分到厂里当学徒，每月拿十八元二毛五的赤膊工资，这怎么个活下去法？这怎么个讨娘子法？她说说就感慨万千起来了，她说，她只能用她的退休工资去津贴她的儿子了，其他还有啥法子可想？——她压根儿就没有搞清哪一截历史应该接哪一截？哪一个朝代之后才换了哪一个？直到有人在台下听出说不对劲，赶紧上台去把她请下来时，她还嘟嘟囔囔地争辩说她还没讲完呢。把我们那一屋子的待配青年一个个地搞得啼笑皆非，忍俊不禁。就那一次，雨萍坐在我的边上，一张圆而白嫩的娃娃脸，咬着下唇忍着笑的样子十分可爱。于是，我们便互通姓名，相识了。
谈到兆正，那是自然而然的第二步。雨萍说，她从小就崇拜她的表哥，她表哥是一个很聪明也是很有天赋的人。我便表示十二分的认同。她说，他毕配去了崇明长征农场围海屯垦，是她替他缝制准备了全部细软的。我说，是吗？他每月能有三日休假回来上海，便是她最快活的日子了，她又说道，每次她去表哥家，常有另一个女的在场，据说，他们是同班同学；有时，表哥不在家，一直等到晚上也不见回来，她便猜想，十之有八、九是去了那个女的家里。我说，噢——那一定是她了。她？她是谁？谁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简略地说了说，其实，也说不清点什么。雨萍睁大了两眼望着我，但她的眼中似乎透出了一种早就明白了事由的胸有成竹，这令我感到暗暗吃惊。
说来也有点奇怪，从此，我们间的谈话就没离开过兆正，有时当然也会带到湛玉，但在雨萍这一头，她还是尽量避谈到湛玉——尽管到了后来，她事实上已知道了湛玉这个名字以及她与兆正之间的关系。那时候，雨萍每一次敲门上我家来几乎都是因为她去她表哥家，而又发现他不在家之时。她有点垂头丧气，见到我，谈谈她那出众的表哥以及那个“并也不见得太怎么样的女的”，谈谈文学（她也酷爱文学），还有那位忆苦思甜成了“忆甜思苦”的文盲老太太，她才渐渐缓过气来，嘴唇也有了点鲜红，脸色又像先前那般地圆而白嫩起来。其实，在那年代，虽说大家都是待配青年，但各自的背景与底细却大相径庭。她是因病，因了某种妇女病——这是诸多正常和说得出口的待配理由之一。而我则因了某种暧昧却高危的内控因素。这是社会折磨人的一种绝佳手法：总让一些似有似无的影子与你鬼魂相随地留在某个它所不喜欢的人的社会档案中，久而久之，让你周围人的目光都磨利成了一根根不怀好意的芒刺，射向你，射向你，四面八方、日夜寒暑，绝不允许你有个安稳日子想过——这种手法，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大陆十分流行，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见得就完全消失了，有人说，我们这个社会，好多陋习时间长了倒成了传统，我想这也算是一种吧。
当年，我只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生活在如此的一只社会压力锅中，一直能熬到头发灰白的今天，也算是一项奇迹了。我突然就“呵呵呵”地，竟然笑出声来了，在那个初秋的黄昏，当我沿着上司徒拔道的山路一路向西行而去时。山道上无人，有爽飒的风迎面吹来，把一种清醒灌入到我的心中去。始终是个异类，我对着山壁大声地，放肆地叫喊了起来，你呀，你！政治的、社会的、文学的、生意的，什么都沾点边，什么又都不讨好！
但至少雨萍没有这样认为我。她照常来我家，在那些非常日子里，每一回当她发现她的表哥自崇明农场回来休假又不肯呆在家里的时候。她全然不顾周围的芒刺般的目光，她自愿地走进我的这个有“反动学生”嫌疑的芒刺圈中来，与我共同分担一份由这种目光带来的心理刺痛。
这令我很感动。我认定她至少是个心底善良的好女孩。后来，我去了香港，我们仍保持联系。再后来，当她得知她的表哥已与那个“并不怎么样的”女人结了婚，便写信来说，她也希望申请到香港来。我觉得无可厚非，也完全有情可愿，于是，她便来了。
我们结婚后不久，中国大陆便开放了。我常因商务需要回上海去，期间，兆正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我们彼此不晓得彼此在哪里，但在有一段时期内，每次回来，我都会顺便带上一两本他刚问世的新作集回香港，兴冲冲地交给雨萍读，去让她高兴得满脸都放射出一种自豪的光彩来。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也爱读他的书，我愈来愈觉得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当代作家的。
有时候是雨萍，而有时候是我，我们会主动将读他作品的诸多感觉与心得提出来与对方作探讨，我们从不谈生意，也甚少谈两人间的感情生活，我们没有孩子，大量的谈题反而是有关文学的有关人生的有关兆正和他的作品的。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我们一直谈得相当投契。谈到了兴头上，我还会拿出自己私下里创作和珍藏的诗稿来给她看，她颇有点惊奇，说：我早就觉得，你俩像透了！我说，像在哪？她就会一一指出来说，像在这，像在那。直说得我心里痒痒的和砰砰的，我真想脱口而出地向她宣布说：我不就是他，他不就是我吗？！
当然，我始终没将此话说出过口来。
然而，有些话我却向湛玉说了。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干过了那事后，疲软而满足地并肩躺在床上时。每一回，都是她机警地给我打电话——只要她知道我在上海——说，他去什么创作之家写东西去啦，或上哪个风景点开笔会啦，又或者还是留在这个城市中，只不过是去了哪个礼堂开某某人的作品研讨会去了，然后要吃饭，然后要参观，然后——然后不到很晚是不会提着一袋礼品之类的回家的。她说，我们因而可以有相当充裕的时间！我假装有些犹豫，但心却狂跳得厉害；我急急地打了一辆的士，赶去。
我从那幢公寓的宽大磨石扶梯上一路奔跑上楼去，没见一人，也希望见不到一人。有一盏幽幽淡淡的奶白顶灯醒亮着，假如时间是近晚或者是某个阴霾的雨天的上午的话。然后便在一扇深棕色的柚木大门前，我停下了脚步。是她来开的门，她一早已预谋着地将她的女佣和女儿都打发去了另一个地方。我们“砰！”地推上门，拴上了保险掣。便开始急不可耐地互相拥抱，解开对方的上衣钮扣。一股强烈的饥渴感从心底火山喷岩般地爆发出来，我们边拥吻边进入她的（也是他的）卧房，我一下子便将她按在了床上。
我知道，我的动作有些粗鲁，但湛玉说，她喜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