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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父亲说，郝伯伯是一位很出名的大资本家，在市工商联担任职务，平时工作又忙，交际应酬也多。但郝伯伯就喜爱她，老喜欢在她粉嘟嘟的小脸蛋上轻轻捏一把，或索性蹲下身来，将他那油亮光秃的大脑袋“嗬嗬嗬”地直往她的小脸上钻，又说道：这小姑娘，长大后还怕不成了个大美人？她父亲也知道这一点，因此每回去郝家总带着她。过年过节的时候不用说，即使在平时，他们大人们见面要有正经事谈，母亲提醒说，这合适吗？父亲也都坚持要带她同往，他说，你不见老郝见了这小丫头时的那副高兴劲嘛？他的心情会好不少的……
于她，这当然是件求之不得的事啦。每次，他们两家见面，她的父亲和莉莉的父亲总喜欢拣一张转角几的位置打斜对坐；一个肥胖，陷在单人沙发里衔一截雪茄，吞云吐雾神态悠然，而另一个精瘦，半个屁股坐在三人沙发最靠边的那只座位上，凑过身去，不停地说话又不停地往茶几上的烟灰盅里按烟头。两个人老兄长老兄短地经常聊得哈哈大笑。每逢这样的场合，她的母亲便会拉着琴阿姨去了房间。她们有她们的话题，无外乎是服式鞋式或是给谁的谁介绍女朋友或是给谁的谁介绍保姆之类。而她的玩伴自然是莉莉了。她们乘电梯上到公寓的顶层，然后再爬几级水磨石的扶梯来到大厦的天台上。在还没有多少高层建筑的五十年前的上海，这里可算是一处风光无限的制高点了。两截小小的人儿，伫立于一片广阔的天地间，凛洌之风将她们发辫都吹散吹乱了。她们遮额望去，东西南北，一大片灰红色的上海弄堂房屋就在她们的眼底之下经纬纵横地展开，不是一直通往遥远遥远的江水的边上，就是止境于呈朦胧青绿色的郊田的边缘。而假如这是个晴朗的夏夜，她们还会搬两张竹榻上去，双双仰面躺在竹榻上数星星，或望着曳着长尾巴的流星自墨蓝的夜空里划过，许愿。
但最多的时候，她俩更喜欢一块挤到莉莉房里的她的那张小铜床上去的。那里很温暖也很隐私，很合乎七、八岁小女孩的年纪以及趣味。她们用被子将自己从头到脚都窝起来，在一片漆黑之中嘁嘁私语地讲讲女孩子的悄悄话。有一次，她听得莉莉在黑暗之中对她说：“我们是好朋友，是吗？”她说：“是的。”“我们是这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好朋友，是吗？”她再说：“是的。”“那我们互相讲一讲自己最最心里的心里话，好吗？”“最最心里的心里话？那你先讲。”——她从小便拥有一种从来都不先透露自己的机警。“……你有爱上过什么
人吗？”“爱上人？……”“我是说，你有偷偷地爱上过谁，而谁又不知道你在爱他吗？”“你有吗？”黑暗中，她能听到莉莉急促而沉重的呼吸声，热乎乎的鼻息几乎全都喷到她的脸颊上来。“白老师，”莉莉飞快而短促地说着，“我觉得他的影子白天黑夜吃饭睡觉老跟着我……”湛玉一下子就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剧了，全身血液突然澎湃了起来，脸蛋滚烫滚烫的，怎么也会是他？她在心中暗暗地呼叫了起来。
湛玉和我：三十年之前与之后
我们于是分手。待我从墙角转弯处忍不住回望时，她的身影已在夜色之中消失，几辆自行车正慢悠悠地从我身旁经过，摇响了车铃。
假如人生的场景也能像在影片里一样被任意剪辑和叠化的话，此一刻，复盖在毛毯之下的臂膀和身躯已换成了湛玉的四十多岁的了。它们全都赤裸着；不是别人，而是我，躺在她的边上。
是的，就是那一回。
她用手臂死劲地搂抱着我，冰凉的手指几乎要掐到我的皮肉里去。她肉甸甸的躯体带点儿压迫性地挨贴着我，让我都有点儿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了。她说，她怕这又是一场梦，梦
醒了，她会再一次地失去一切。
我安慰着她，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她那浑圆肩胛和臂膀。我不能看见它们，但我能感觉它们：细腻、光滑、柔软而颤抖。当你的指尖在上面溜滑而过时，你仿佛感到有一股电流在之间通过。
我记得这枝手臂，第一次让我止不住心跳口渴是在一个黄昏已逝，黑暗开始笼罩下来的时分。教室里的日光灯全部打开了，我与她正并排站在学校的壁报前联合作业。我见到有一截细细的小臂，上半段裹在白府绸衬衫窄窄的包袖中，它正在我的左边优美地，小幅度地挥动，干练而流利地在壁报上勾画出一些图案来。有一层粉笔尘降落在手臂的肌肤上，在惨白色的日光灯的照耀下，反射出一些绒丝丝的反光来。
我天天都与她坐同桌，一起朗读书本，一起默写课文。在老师发问的当儿，它不也是时时在我的一边嫩藕出水一般地举起？但为什么一定要到了这个偏晚时分，同学们都走光了，只留下我与她两人在这间空荡荡的教室里时才会有这种奇异的感觉的突然袭来？我想，当时的我还没达到一个能够解释清楚这种生理现象的年龄。我的第六感觉又出现了：我觉得我与这只手臂之间一定会有某些命定的什么关联的——但想不到竟推迟了三十多年。
我发觉，手臂的书写速度突然减慢了，然后停了下来。我转过脸去，见到湛玉也正好转过脸来望着我。她的脸色一下子涨成了绯红。在这青少年生理与心理的敏感期，男女间的某些感觉都是通过生物电波来传递的。她说，时间也不早了，没搞完的，明天再搞吧。我说，好。于是，我们便熄灯离开课室。教室大楼的走廊里已空寂无一人了，我俩沉默不语地走着，一间间空荡荡的容纳着一排又一排课桌椅的教室蹲在走廊的两边，黑洞洞的门口将我们迎来了，又送去了。
我俩来到学校的大门口，大门早已关闭。老校工胡伯端着一只搪瓷饭碗走出来，他正准备将传达室的小门也上锁。见到是我们（应该说，见到是她），便笑嘻嘻地走上前来：“出壁报一直出到现在哪，该回家去吃晚饭啦！”他始终是朝着她说话，连望都没望她身边的我一眼。
老校工拉开了小门让我们出校去。仲春的傍晚，在空气中能嗅到一股浓浓的气息，这是树木刚爆出来的新嫩与城市中固旧沉淀的混合气息，暗藏着一种遥远的蠢动与记忆。一盏薄边斜罩的门廊灯之下，一块“东虹中学”的白漆校牌竖挂在灰褐色的墙身上，在这湿意迷蒙的夜的背景上，显得特别地明亮与温暖——对于所有这一切，至今，我都保存有一种清晰的电影场景式的记忆。
我们站在校牌一边的人行道上，竟然彼此都忸怩犹豫得有些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之前，每次出完壁报，我俩不都是一路上和着晚风和夜色，说说笑笑回家去的？
她说，“我想打这边走，你……？”
我当即明白了她的话意。“正好，我也要去邮局寄一封信给父母，还必须赶在它关门之前，”我慌慌忙忙地说。我的父母亲早年就去了香港定居，只留下我一人至今还住上海。这些，我相信，她都知道。而邮局的方位又正好与她打算走的方向相反。
我们于是分手。待我从墙角转弯处忍不住回望时，她的身影已在夜色之中消失，几辆自行车正慢悠悠地从我身边踩过，摇响了车铃。
后来，湛玉告诉我说，她也一直牢牢记着那一晚我俩在路边分手时的一切细节。我们甚至各自掏出了各自的记忆笔记本来逐一核对。就像各自晾出各自箱底的陈年旧藏一样，呼吸着这种存在在记忆里的遥远的气息，我俩都有些醉了。她说，这是我们初三毕业年的最后一学期。我说，是吗？她说，为什么她能如此确定呢？因为就在那次我俩单独留在教室里出壁报的前一个星期，同学们去她家开过一次有关毕业分配的思想“交心会”，那次兆正来了，你也来了。我说，我也记起来了。那天，兆正就坐在你家的那张面朝窗口的单人沙发里，在众多的同学之中，他显得十分突出。那天，你似乎特别兴奋，滔滔不绝之外，脸色也显得格外地晕红……
“不就从那次之后吗？”她说着，用眼睛幽幽地望着我，流溢着一份留恋，一份遗恨，一份不知名的什么。
湛玉与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就座于“皇朝海鲜城”二楼的某张临窗而放的双人位上。桌面上铺有浆熨过的雪白的台布，细白瓷的茶具以及镀银的搁筷架等餐件散布桌上。有一盏冷束光的射灯从天花板上的某个方位照射下来，令台面上的一切都闪闪发亮。不远处，有人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