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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柏经纬明白过来了。一个特务这点事还能不明白吗？他说：“好，我跟你们去，不要这样，不好看。”
郝同志与柏经纬并肩走，我对曹科长说：“给他们俩雇一辆马车。”曹科长马上叫了一辆马车。回到了招待所，一进院，柏经纬便对我笑：“老师，您对我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您叫我来，我不会不来。”
我没理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公安处曹科长。”接着我把柏经纬的反动职务说了一遍。
“是关梦龄的官大呀？还是你的官大呀？”曹科长问柏经纬。
“当然是他的官大，在长春工作时我还听他调遣呢。”
“既然关梦龄的官大，他在这都不害怕，你怕什么？官大的没事，官小的倒有事？你不要恐惧，不要胡思乱想，他没事你来也没事，他能立功，你不也一样能立功。”
柏经纬两眼一转，想出来个办法：“科长，他能立功，我也能立功，长春警察局的职员，没有不认识我的，各分局长、各科长，听说到吉林的不少，我一定能找出来几个。现在咱们就找去！听说二分局局长张宝田在解放团，先把他找来。”
“能找来吗？”曹科长问他。
“能找来，去晚了可不保险。”
这时我出屋，站在院子里，用眼睛把郝同志调了出来，我告诉他：“可不能听他的，真的要去找人，一两个人跟不住他，可别闹个鸡飞蛋打。”
“没关系，跑不了。”
吃完饭大家都回来了，还从街上带回来一些吃的。这一天很有收获。陈哲说：“‘找人’立功，谁也赛不过老关。”
“听说老关‘找人’的办法好，行呵，这就是立功赎罪呀！”石同志在旁边这样鼓励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听郝同志回来讲的。”
翟丕翕等人也找来了两个人，是谍报队的，地位低。
第二天起床后，曹科长对我说：“柏经纬那个小子跑了，真是鸡飞蛋打了！”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话抓到手的特务又叫跑了，这么办案子浪费人力与物力。
11月4日又出去“找人”，我与郝同志到大街上转，遇见的军统特务都留下了地点。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对郝同志说：“咱们回去吃饭已来不及了，在街上吃吧，我也馋了，咱们今天改善生活。”
“回去吃吧，家里会给留饭的。”
“不，不，不用回去吃！”我感到郝同志有些为难，又问，“郝同志，在外边吃一顿饭，是不是犯错误？如果犯错误，那就算了。”
“倒是不犯错误，不过……”
边说边到一个小饭馆子，我把郝同志拉进去。我从来不会喝酒，我问郝同志喝酒不？他摇头，问他吃什么？他也摇头，我告诉饭馆的茶房：“来四十个蒸饺，一个糖醋鱼，一个木须肉，一个随便什么汤都可以。”
郝同志说吃不了，我说能吃了。吃完饭给完钱，又给了一些小费。出了饭馆到街上我对郝同志说：“咱们这是吃便饭，也不是吃席，算不了什么，回去你不用向曹科长说。”
他没有吱声，我又买了几盒纸烟，就回来了。
回到招待所，胡松岳对我说：“沈阳解放，社会上展开劳军，我们是不是也要响应一下？”
“好啊！我们应该响应。”
晚上，大家都谈论劳军的事，胡松岳先捐200片沙发代津（贵重的美国药），还有20块银圆，他老婆捐了5万元东北流通券。我们这些军统特务也开始捐，都是几万元钱，杨成荣对我说：“我捐不捐？”
“你算了，我捐一块怀表。”
“那块表太好了！”
“一块表算什么？生命都不保了！这些身外之物留它何用。现在只要能表示出我们对人民热爱，捐什么都可以。”
这块怀表是我二老婆的父亲在第一次见面时给我的，一块银色瑞士怀表，带一条白色细钢链。价钱相当贵，我很爱惜它。这一次我捐出来了，我在捐献簿上写道：捐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
这块表捐出后，胡松岳在背后说：“他捐怀表，还不是贪污来的？”听这句话我非常难过，心想，贪污来的也是我的，我不捐也没有人强迫，说这种怪话，不应该。过了几天，《吉林日报》刊登出来，公安处劳军名单，第一个是关梦龄先生，捐瑞士怀表一块，捐献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其他人列在其后。
要老实做人
有一天，曹科长与我闲谈，谈到生活，他说：“如果要改善生活，可以买点肉回来吃，不要到饭馆子，太浪费。”
我的脸红了。
他又说：“我们的同志有什么事都要向组织汇报的，你叫他不说，他也要说。这一点与你们阳奉阴违那一套不一样，我顺便对你提一下。”
“好，好，科长这样批评我对我有好处。”
11月5日，吉林全市举行庆祝沈阳解放大会，曹科长也叫我们参加，并且在会上“找人”。晚饭后，小王同志和郝同志来了。小王同志今天没有背枪，一见面就笑，他说话是关内冀东的口音，不过20岁，非常纯洁。我们三个人一出大门，就找了辆马车。上车之前小王买了一斤榛子，他说：“关同志爱吃榛子，吃吧！”
我边吃榛子边想，共产党的人都像王同志这样，要我的心我也不会犹豫。他这是领我到会场，今天就是领我到法场，我也不会跑。
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大会场。我们下了车，在会场人多的地方乱钻。不一会儿遇到了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特务，叫李之龙。接着又遇见了五六个从长春到吉林的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如法炮制，都将地址套出来告诉给郝同志。会场里有不少穿美国服装的投降军官，有的认识，与我说了话；有的不认识，互相看看，彼此知道都是长春来的。队伍像潮水一样涌向会场，有五六万人。还有秧歌队，不是东北原来的老式秧歌，是新秧歌，前走两步，后退一步，不好看。有一个人化装成蒋介石，另一个化装成宋美龄，样子很难看。心想，这是恶作剧没有意思。许多东西看着生硬，不自然，也就不生兴趣了。
回来的路上，碰见了老高家一家人。除了高心鲁到长春去了，全家都来开大会。高心鲁的父亲高铁峰是我的义父，在长春时我经常上他家吃饭。六月份他们全家迁到吉林，合股开了一个杂货铺。高老太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把我手拉过去说：“你们那是什么地方？好不好？不吸烟行吗？（指吸食鸦片）手中有钱吗？每天都吃什么……”
一系列的问话，我都做了回答。
小王与郝同志在很远的地方谈天。
他们马上就要全家回长春，我说：“我没有行李，想法给我送套旧铺盖，不要好的，送到通天街平安胡同一号，交给曹科长。”
谈了有20分钟才分手，现在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替我担心。
11月6日郝同志领我到尉官解放团，士兵解放团等处去“找人”。北大营有铁丝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到吉林第一天夜里住的地方。我们挨着屋走，各屋子都是一铺一铺的大土炕，炕上有席子，有的炕上睡着人。看样子都是士兵。我遇见了几个宪兵，穿着整齐的制服，比较起来宪兵倒是挺精神，被俘或投降仍然这样整齐，不容易。他们见我，都站起来给我敬礼，我问道：“你们王队长来吉林没有？”
“不知道，没有看见。”
“你们的那些‘自来得’都缴了吗？”
“都缴给人民政府了。”
“你们就来了这么几个吗？”
“来了十多个，其他的都不知跑到哪去了。”
离开北大营又到我住过的解放团。只见院子里扔着乱纸、垃圾、烟头、棒子皮、花生壳，很不像样子。怎么不扫一扫呢？我先进到我原来住过的屋子，想看看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见着。各屋子有赌牌九的，有掷骰子的，有唱戏的，有睡觉的。从解放团的各宿舍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这些军官，不但做军官不够格，就是做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也不够格，没有一点公共道德，这样的军官训练出来的士兵怎么能打仗呢？早在我离开的时候就有人把窗户框拆下来当柴禾炖肉，今天再一看，有的屋子连门都没有了，这等于破坏了一个小学校，将来怎么复课？中央军走到哪破坏到哪。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又何况解放区的人民呢？
“这些人不好改造。”我对郝同志说。
“好改造，将来一学习，订下制度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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