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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男干部说：“都要学习，连溥仪还要学习呢，都要改造，不学习就落后了。”
材料了解完，他们走了。我问李所长，这个女干部是不是公安厅的处长？李所长说：“是市局的处长。”
一提市局的干部就有好的印象。我从个别人的印象出发看事物当然是不全面的。
一些公安机关及各单位保卫干部，都到这里来提审我，了解材料。一见面，从服装、言谈、作风，我就能估计这个干部是什么职务。比如有一天来了一个大连公安局的股长，找我了解国民党吉林省会计长侯景文的材料。这个股长穿着一套蓝呢子制服，白衬衣已经有点脏了，穿着夹皮鞋。看来他不是长春的干部，这么冷的天，穿夹皮鞋，少见；这么新的呢子制服，内中白衬衣却有灰了，一定是走了远路，没来得及更换，不然，这个呢制服与这个脏了的衬衣不相配呀，从哪来的呢？他坐下先问我：“听说你改造得不错。”
听这话他不是市局的人。
他说；“了解侯景文的一些问题。”上次，有一个审讯员问我侯景文在大连的关系，这个干部很可能是从大连来的。我看这个人很开朗，很随便，我就问了：“您是从外地到这来的吧？”
“我从大连来的。”
“你穿这样的皮鞋，不冻脚吗？”
“我以为长春不能这么冷，来的时候太仓促。”
我心想，好像跳完舞就上了火车似的，也是个好玩的人。我说上次有一个干部来了解了一次侯景文的材料。他说：“对，来过一次，有些问题，还没搞清楚，这回我自己来了解一下。”
可能是个科长或股长——“我自己”，表示下级不能办事，要亲自出马。我这样判断，大致是不会错的。最后，他说自己负责审讯股工作。这是喜欢说话的人。还有不说话的人，只凭眼睛我也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从北京来了一个干部，一进屋穿的皮棉鞋，戴着皮手套、围巾、口罩和皮大衣，崭新的小棉袄套着单制服，可见这是临时做的。没有到过长春的人，以为长春能冻死人。穿戴这么多，仿佛一个空军驾驶员。他的手提帆布包印有“北京×工厂”，我初步认定他是北京来的干部。果然一谈话，他是了解北京外围特务的情况。
有一些二十三四岁的干部，在审讯中板着面孔，他的心理是：关梦龄是个狡猾的特务，不能叫他钻了空子，所以对他要严肃。问一句，答一句，他掌握的材料也不多。他的上级临来的时候，只叫他了解一件事，别的事他不问，你说多了，他也不爱听，听也听不懂。这样工作效率就很低，同时，这些年轻干部有一个戒心，与这些特务说一些用不着的话不应该。
有一次，那是1955年10月28日，长春下大雨的一天。四个干部到长春监狱，找我了解国民党吉林省财政厅长姜守全的材料。这四个干部有三个穿着夹呢大衣，一个穿着风雨衣，两个挟着黄皮公事包，年龄都在35岁以上。坐下之后，一个问，其他三个人在旁边听。在我答话的时候，那个高个的，有40岁的人，两眼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又看看房顶，他虽然不说话，但这些举动能引起他们三个人的注意。我说了一段话，这三个人都要看看他的表情。我心中明白了，问话的人不是负责的，这个高个是决定问题的。果然，他说话了：“姜守全与军统的关系，是组织关系还是像你方才所说的朋友关系？我们要了解他在吉林的社会关系。他在离开吉林之前，有没有布置潜伏组织？在北京他都有些什么社会关系？”
像这样了解材料，都是全面的掌握了姜守全材料之后，才往外发展——他的亲友，他的部下，他的同事等等，这几个人不是一些下级干部，他们是中央级研究特务组织的干部，并且不单纯限于了解，而是研究特务的一切。因为姜守全已逃到台湾，写这样材料是准备在一定的时候应用。并且肃清他在大陆上的反动的社会关系。这些人一了解材料就是两三个小时，随便不负责任的问答式的谈话，他们不能满意。那个高个，说话费斟酌，问话很稳重，没有想好，没有造好句的话不出口。这样的干部是负责任的老干部。
黄炳寰腿疼，这里的李所长问他治没治？黄说喝虎骨酒有效。李所长便上街买虎骨酒两大瓶。这里要什么有什么，真想不到。这种优厚的待遇，受之不安。
李所长这个人有二十七八岁，说话声音很低，和蔼可亲。他对我们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仿佛像托儿所的阿姨一样。先叫我们把背上“犯人”两个大字洗掉，冼不下去用汽油擦。因为是铅油写的，汽油也擦不掉，便重发棉衣。我的衣服又小又不好看，便发给一套黑斜纹干部服。别人的衣服也都换了，没有帽子的买了新帽子。
晚上，韩科长找我谈话，鼓励我们早日改造好，在改造中给予一些物质上的照顾，是为了帮助改造，并且说：“将来还有可能到社会上看一看建设的情形。”
我们认为把北满的少将以上的反动派，都集合到这儿，这是中央统一的命令，对我们要很快处理。我个人的想法也不外乎是集中优待，快速处理。
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
真的要我们到社会上去看看！快八年了，我不知道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也不知道社会都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回可以一饱眼福了。
参观新建的长春汽车制造厂。
旧历腊月二十八了，工人宿舍的主妇都在准备过春节的食品。我们参观了几栋工人住宅，楼上楼下没有煤灰，一律用煤气。每套房间有淋浴室、住室、小客厅、小厨房。井井有条，清洁非常。回想一下，过去东北的一般大地主也没住过这样好的房子。住这么好的屋子哪能不好好劳动？哪能不想办法发明创造？哪能不感激共产党、毛主席呢？解说员说：“这是比较好的住宅，并不是其他工厂都这样，我们有的同志还没有搬进这样的住宅，仍住旧房子，离这儿也很远。”
到了装配车间，这是制造汽车的最后一道工序，将来正式生产，9分钟一辆汽车！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制造过汽车，中国过去所用的汽车是“万国”牌，就是哪个国家的都有，就是没有中国自己出产的。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有了第一个汽车厂，这是新鲜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国民党贪污腐化，什么建设也不能搞，就能搜刮人民，压榨人民。
在底盘车间，解说员说：“这个车间的地板是最好的松木块，经过消毒、上漆，七道工序制成。一块一块的立着放，能隔湿、隔凉、震动小，可以使工人不患关节风湿病。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多数是水泥地，工人常年站在石灰地上干活，到晚年两腿不能动，半残废。”这么一听，在我们国家劳动的工人真是幸福。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春节吃得很好，在监狱是想象不到的。这位炊事员手艺好，人规矩利爽，一看就知道他过去在大饭馆干过或住过大公馆。就是中午炒一小碟咸菜，也好看好吃，达到了做菜的“色味香”要求。过春节，饺子、花卷、鱼、过油肉、葱爆羊肉，做得都很好，这样的炊事员怎么能到看守所给犯人做饭？一定是从哪个单位临时调来的。
崔所长怕我们过春节寂寞，给我们预备了象棋、军棋、扑克，他进来和我们一起玩。如此怕我们想家、闹情绪，真是关心备至。因此不仅在饮食上，且在精神上，这个春节过得也最愉快。
崔所长是吉林公安厅的老干部，1948年10月我在吉林自首，他知道。他说：“那时你若不努力争取，是很危险的。”
过了春节，我对尚传道说：“我们干件什么事来报答政府这样的宽大照顾呢？”
他说：“写一些关于台湾当局的材料。”我说可以，我建议：“给台湾的熟人写信，叫他们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写给项迺光一封，岳梓宇一封，都是大特务，与我私人关系比较好。这样的信可以广播喊话，或电台播送。
2月18日，坐上租来的公共汽车去市里参观。先到吉林食品厂，后到公私合营的益发合，最后到长春百货公司第二商店，整整一天。到长百第二商店参观，使我想起解放前，在这个楼下逮捕过地工人员，查封过一个青年药房。那时这个地方住着士兵，糟蹋得残破不堪。现在旧地重游，不能不想起过去的罪恶。这不是参观，是检讨自己的罪恶。
长百第二商店，有八千多种货物，令人自豪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