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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我问了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是被人介绍到长春警察局充秘书的，并且办了个边疆通讯社，他私人开了一个书局。他这个秘书是当在1946年，当时局长是许赓扬，也不是军统。宋毅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这次也把他捕来，给他戴上了脚镣。他与我一谈很相投。一了解，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案情。白天他看到街上的人很多，树叶也绿了。口内吟诗：
窗外春光艳如海，
监内纪律肃且深；
缘何天涯若呎尺，
人民国民由此分。
他戴上脚镣，我说：“你有什么感想？”他吟诗一首：
镗鎯脚镣君莫羞，
君也当年逞风流；
若不及早痛改悔，
还有苦的在后头。
宋毅的国文很好，我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恶，主要是过去没有血债，解放后没有现行活动。
第三天，抓来了王厚甫，他是我的组员，军统基干，戴着手铐。我问他，“你怎么到这来的？从哪来？”
“我从长春监狱来。”
“怎么回事？”
“人家说我在新疆参加了暗杀毛泽民的行动。”
我赶紧叮嘱：“我化名姓郭，保守秘密，不要乱讲。”
“没关系，我这事与你没牵连。”
我一想，当年陈牧报复从共产党叛逃来的李文宣，就是派王厚甫在南关处决的李文宣。如果说李文宣当年是假投降，那么王厚甫打死李文宣就是一条血债。晚上我把毯子给他盖上，他在这屋住了两天就走了。临走我听他对宋所长说：“那个姓郭的是关梦龄，督察处的督察长。”
过了“五？一”，天气热了，这屋子人多挤得难受。我在精神上倒很愉快，别人是住监房，我是在工作。是以工作人员的心情，在考虑怎样了解这些犯人的案情。我认为这些人都没有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没有重要的人犯。
晚上汇报，在看守所遇见了邱明瑞。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找来的。1948年我与他一块由吉林到长春，1949年他到公安局感化所，以后便把他释放了。在社会上努力立功赎罪，但是这次也把他逮捕了。我心想，特务分子释放了也要抓回来，这是政府搞的欲擒先纵，这样几出几进，人的精神备受刺激，莫不如索性不放，到时候彻底放。押一个时期，放出去，过一个时期又抓回来，这也许是辩证地处理问题。
我问邱明瑞，与他一起释放的，立功赎罪较好的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在哪呢？
“还在长春，他大概没有来，没看见。”
我心想，陈哲与我们从吉林到长春，表现得不坏，我被优待，住另一个屋子之后，他们七个人在一个屋子。翟丕翕有一个金戒指藏在身上，企图到必要的时候吞了自杀，陈哲揭发了此事。这是他进步的第一个表现，同时，他不是军统，又是自首，所以，这一次没抓来。
第三号监房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犯人服毒了，说是吃了许多安眠药片，神志不清，很危险，由几个看守给抬出去了。服安眠药片，也不能是一片，要一二十片才能自杀。这么多的东西带在身上，怎么没有检查出来？这个人是在未被捕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不然，公安人员闯进屋去现藏能来得及吗？由此可见，这个人是个很危险的反革命，不是一般嫌疑分子。
过了两天，肖审讯员提我出去，他说：“抓来一个刘天民，他不承认是督察处的，回头我把他提到这屋审讯，你在门上的玻璃小孔认一认。”我一看，正是督察处的额外上尉督察刘天民。高个子，黄脸，什么时候我也能认识他。
肖审讯员说：“这小子不想活，服安眠药片，怕处死。”
5月12日晚饭后，楼下有一些犯人调走。我听到叫“徐鸿如”这个名字，便一下子想起前些日子我曾替一个山东小伙子写检举材料，徐鸿如是内中的一个逃亡在长春的山东恶霸。呵，把他也抓来了。我一想，这回抓的人真多，大概不能只在这一个地方押人，可能监狱也押了不少人。
大镇压
5月15日早上，看守战士把圆楼钉有黑色防空纸的玻璃窗都关上了。圆楼的窗户可以看到大街。早饭后，我站起来，利用看守不在跟前，偷着向大街看了一眼：街上的人很多，有扛着红旗的，有拿着标语的。小孩子和青年学生唱着“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国人民力量大，把帝国主义连根拔……”
这时候，屋内漆黑，电灯打开了，看守把收音机也打开了。收音机不是播送新闻，而是播送一个旧京剧片子，《四郎探母》的一段，还有一个旧片子，也是京戏。声音不好听，来回地播这两个片子，我怀疑不是收音机，而是留声机。不一会儿，宋所长和王所长等人上楼来提人，每个监号都有几个人，我们这屋，把胡荄和老董头提出去了，马尚、栗宗元，许许多多的人都被提出去了，有几十个人。栗宗元在临走的时候，一双便鞋拉下了，他还回来取的鞋。人提走了，屋内仍播送那两段难听的京戏……
我坐着一声不响，看守的来回巡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大街上有喊口号的，但听不清喊的什么。我心想，可能是枪毙人，但也不能枪毙这么多呀？这屋的老董头，他说开饭馆，实际是开妓馆的，把他也提走了。胡荄是建军的，昨天夜里还提他问话，问他：“这次把你抓来，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谈，言者无罪。”
胡荄暴露了许多思想，把不满政府的话，他都说了，回来对我说：“他叫我不要有顾虑，我当然没有顾虑，什么话都说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吗？先叫登记，保证不抓，最后来一个大逮捕。这种手段是没有信用的作法。”
他一说这话，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胜利后，蒋介石对华北汉奸的处理。北京街头出了一个布告，上面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论职位，予以办理……”就是不管这个人的汉奸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抓。这张布告一出来，90％以上的汉奸没有跑，自己都认为没干什么坏事。结果，戴笠一到北京把汉奸都抓了。汉奸被抓之后，在看守所说：“咱们被那张布告骗了。”
现在呢，这些人响应坦白从宽的号召而自首登记了。如果没有这个号召，有的人早就跑了。胡荄说的话，我同意一部分。昨天还问他有什么意见，今天就枪毙了。这种作法谁也意料不到。这样也好，在最后几分钟才知道被枪毙，减少许多苦恼。如果说要枪毙这个人，头十天就告诉他，这个人有多难过呀。1946年，“南京人民法院”判处汉奸死刑，如判周佛海、绪民谊、林柏生、陈公博等人死刑，都是事先宣判，准许找律师辩驳，最后，才执行枪毙。被宣判死刑，尚未执行，那心情不堪设想。
晚饭，黑窗户才打开，我再一看大街，没有人了。这个大风暴过去了。
晚上到看守所去汇报，我进屋一看，桌子上有张报纸，我想看看，被王所长拿过去，收了起来。王所长与宋所长问我号内的反映，我说：“大家不知什么事，有人猜，是开大会，但不知道什么大会，有人认为枪毙人，我也这样认为。”
别的号犯人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枪毙。有人说，这回被抓的都危险。因为抗美援朝一紧张，就要安定后方，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该倒霉了。
我想到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对一些反革命也施行大镇压，强调安定，毫不留情地杀反动派。现在，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一样。如此说来，今天杀人是按照列宁的作法执行的。自己会不会被杀掉呢？没有把握。比如栗宗元、马尚，他们二人与我一样，分在各监号，给政府反映情况，夜里同时到看守所汇报。我曾对郭科长说：“马尚虽然是中统的工运组长，可是他争取得不错，才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