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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几天，沈阳“东北剿总”二处处长郑兆一给我和张国卿来了一个电报，说要在长春布置潜伏组，原来的方学儒那个组已暴露身份，无法潜伏。求我们在长春给物色个组长人选。我找了徐克成，他是伪满的秘书官，后来又为我们做过情报工作。当时在长春赋闲，他的家在长春住，长春的社会关系多。他愿意干。我与张国卿便给郑兆一回了一个电报，把徐克成介绍给他。10月初，由沈阳用飞机给徐克成这个潜伏组空投了干电池，密电本等，并由我代向长春后勤第十六支部给徐克成领了半年的经费，半年的粮食。
同时，保密局长春站也布置了潜伏组，组长吴殷强，他年龄大、稳重，在七马路开了一个粮米加工厂，扮作商人，很像。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迺光找我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5个组，每组10个或15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
对于这些事情，我没有意见。
为了便于紧急行动，督察处的内外勤人员都命令搬到处内住。我内心并不紧张，听说蒋介石到沈阳亲自布置一切，我认为最近可以安然无事。我每天接触的新七军的军官们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长春有这么多军队，两个军，六个师，上校以上的军官有几百，我怕什么？天塌有大个，过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块；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着过分忧虑。”我准备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给我买一口猪，预备春节吃火锅，过个太平年。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锦州被占，切断了沈山交通，使华北与东北交通断绝，使东北的守军成为瓮中之鳖。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5日，我看见新七军的所有大小汽车、卡车一律试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动的样子。
10月16日是农历九月十四，我33岁的生日。长春金店同业公会理事长魏占元张罗给我祝寿，我说：“这个时候可不能过生日，叫外人知道说闲话，如果要聚会聚会，就到我这儿，找几个朋友偷着吃一顿，我请客。”
于是魏占元找来了几个朋友，我叫厨子做了一桌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不算烟酒饭，花了七八百亿元，算在一起有九百亿元。酒醉饭饱，尽欢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刚上床，床头的煤油灯罩炸了，我心中颇不高兴，谁也没碰它，这个灯罩怎么会坏了呢？早不坏，迟不坏，偏在过生日这夜坏！太不吉利。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有起来，我的表弟苗可成（新七军谍报队队副）到我这，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不好了，六十军叛变了！长春完蛋了。现在长春分两部分，新七军的防地可以通过，六十军的防地不准通过。二哥你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问消息吧！”
我匆忙起床拿起电话机想给新七军参谋处打个电话，一拿耳机，没有声音，电话坏了？洗完脸我就到新七军参谋处，参谋处没有人，几个下级军官什么也不知道，我下楼到卫侍班问李鸿军长的病好了没有？说现在正发高烧，不能说话。我又从新七军军部转到警备司令部参二科吴科长公馆，一进门看到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参谋处长肖豪，副官处长王士旗以及其他一些科长。他们抢先问我：“有什么消息没有？”“没有，到新七军没找到一个人。”“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都到兵团去了。”
我问他们看见国防部史高参（史祚炎，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电话打到他的住处，是一个职员接的，他说：“史高参昨夜到空军张副官长那去跳舞，回来经过六十军防地，六十军哨兵问他口令，车子没有停，哨兵开枪，打伤了他的右肩，现在小五马路施医院治疗。”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我又给督察处张国卿打电话，问他在押的人犯怎么办了？他说：“都处理了。”
我告诉他：“大势已去赶快走吧，还等什么！”
他说：“好，我马上走。”
我回住处一看，简直成了拍卖行，什么皮袄、大衣、棉被、毛毯、西服、留声机……摆了一屋子。这些东西有的是朋友扔下的，有的是我用高粱米换的。一件白狐女大衣1000斤高粱米，一件黑狐女大衣600斤高粱米，缎子被十来床，这些东西我无心多看。我叫勤务兵把我的日记、信件、电报，凡是有字的东西及所有照片一律焚烧。我把一个水晶的，一个贺兰山石的私章亲自砸碎。在屋内巡视一番，没发现有字的东西。我又出去了，到北安路郝小姐那儿。在那儿遇见了李树桂（长春团管区少将司令），他对我说：“项迺光他们都在我那儿。大家还打听你呢，你快去吧。”
我匆忙赶到团管区，上楼找到项迺光，他穿一套黄布尉官棉军服，见我就问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李寓春（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王焕斌（吉林教育厅长）、袁晓轩（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都来了。
项迺光对我说：“咱们决定突围，你就不要回去了。”
他并且示意袁士举把我监视住，怕我出去泄漏这个机密。袁士举对我说：“到那屋吧。”一个大屋几十个人，乱糟糟的。我还想回家看看，再去新七军打听打听消息。我趁袁士举不注意带着勤务兵溜了出来。
家里的东西没动，伙伕在那看着。我转了一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对伙伕说：“我走了，屋内的东西都给你了。”
缴枪，掉下了眼泪
我从家出来，打算到新七军去，一想到那儿也是没有办法，便又回到团管区，决定与项迺光他们突围。
不一会儿天黑了，吃了一碗小米饭，已经上灯了。我们在院子站队走出了团管区的大门。门口停着吉普车和其他车辆，这些车子都是我们乘坐的，司机也跟着突围，汽车没人管了。
月光下由李寓春领队，向兴安桥哨卡行进。正行进间，正前方一个骑兵直奔我们而来，这一来把我们吓坏了，有的回头便跑，等这个骑兵到了跟前，才知道是新七军送公事的传达兵。我们有三百来人，在行进间漫无秩序，这些人有师管区的官兵，有特务、勤务兵、司机、炊事兵，就是缺少战斗兵。夜里10点到了宋家洼子保安旅，找到旅长何大刚，告诉他我们要突围。他叫人给我们几个做了一顿稀饭。休息了一会儿，李寓春把人集合起来讲了话：“长春十万官兵投敌，我们决不投敌。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只要能走出60华里，咱们就到了安全地带，大家不要三心二意，要精诚团结，我有办法。”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我们队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晓轩胆子小，他说前面必有八路军，前进必要被包围。这样一来，我们又退回到保安旅。在那过了半夜，睡了一觉。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远，感到浑身乏困。
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迺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3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
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一些师管区的官兵无所谓又返回城里。可我们这些特务多了一个心眼，项迺光、袁晓轩、袁士举、马绍周和我谁也不肯先进城，唯恐有人看见行踪，怕将来被人出卖。我一看这形势便对勤务兵使了个眼色：“走，咱们到报话局去！”
我领着勤务兵进了城，往东一拐，往西一拐，乱走一阵，看看后面没人跟踪我才安心。
进了城里，我把长发推光，找了一套黑旧呢上衣，黑布夹裤，一顶旧礼帽，看了看，还可以。
上午10点我去新七军，在参谋处李润棠的屋子呆下。他是军部少将副参谋长，与我私交很好。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李军长在病中，不省人事，一切还没有一定。”他的女朋友赵小姐也搬到这儿，屋内放了几个皮箱。赵小姐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