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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他们单位为了沽名钓誉又开始搞些形式主义的活动，先是造声势说为了培养民警的行业意识，专门组织一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各单位的民警隐去身份去人才市场找工作。多数民警从学校系统接受的就是侦查、讯问和查缉的专业教育，哪能那么快就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很多人当然是无功而返。领导借机教育民警：“你们素质都不高，有警察当已经很不错啦，有本事你们就走人，没本事就要安心做好工作。”然后分局就开始利用地方媒体造势称某某分局强化民警职业意识，很多民警发现离开公安队伍就找不到工作，从而更加坚定爱岗敬业的决心。
“警察求职”这项教育活动很快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各大报纸也做了宣传，很多老百姓一看就摇头：“原来警察的素质这么低，难怪找不到工作，难怪案子也破不了！”另一方面，早早的同事们也都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社会舍弃的一个职业群体。很多年纪大的同事都在私下抱怨：“咱们把青春都奉献给警察职业了，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了，单位领导还要迫我走人，还要把我们推到社会上承受羞辱。”
早早虽然性格和善，也很为这种事情愤愤不平，他认为这种政治教育实际起到了反面的效果，不仅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而且伤害了广大民警的自尊心、积极性和集体荣誉感。于是在轮到组织他们单位去人才市场时，他果断地去应征一个大型商业论坛的临时翻译的岗位，而且很快被录用。据说他三天会议跑下来，挣的钱比自己三个月的工资都多，连分局的分管局长都对早早刮目相看。
不久，早早接到政治部的调令，被安排到市局的外事部门，从此回归本行。在警方聘请的外国专家过来给我们授课时，时常可以看到早早穿着整齐笔挺的制服坐在旁边，迅速准确地翻译专家的课程内容。
大飞还是老样子，眯着眼睛，总是笑呵呵的。现在本地只要有重大案件破获或者警方有什么重大举措报道，我们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大飞的名字，大胖甚至将大飞美其名曰“警坛名记”，大飞开始还一阵得意，发现大家都拿着杯子呵呵坏笑时才知道大胖是在绕着弯儿骂他是“名妓”。
其实作为大飞的好朋友，我知道他其实在单位里也并不得志，虽然事情做了一箩筐，但是一来他是新人，做的事情再多也未必记在自己头上，二来北大四年所受的自由主义熏陶也在大飞的骨子里注入了不少特立独行的元素。
去年大飞经过深入采访写出了篇关于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的长篇通讯，内容主要是推广本市看守所如何在监所管理中注入人性化理念的一些经验，比如夏天放块冰在监室里给犯人降温、遇到重大足球赛事组织犯人收看比赛，等等。大飞的一位领导对这篇文章很不以为然，认为政治立场有问题，匆匆做了几句批语后给文章评了个比较低的等级。没想到后来该文给发在《人民公安报》的头版，各大看守所都来本市的看守所取经。大飞也不是个见好就收的家伙，事后居然把领导对其文章的批语用复印机放大四倍压在桌前玻璃板下，把领导给气得半死。我们一再劝大飞收敛一些自由主义的作派，大飞反问我们道：“我的笔都已经屈服了，难道还要我把头都低下来啊，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大家看到大飞把问题上升到生存价值上来，只好齐声闭嘴。
我们闭嘴了，可是大飞的嘴不能闲着，每次大家汇报完近况后就要开始传统的保留节目，由大飞给我们讲故事。由于整天在市局刑侦、户政、治安、监管等各个部门奔波，我们总能从大飞那里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有的让人啼笑皆非，有的则发人深省，按照惯例，酒足饭饱，大家都鼓噪着让大飞开坛论道。众意难却，大飞只好点燃一根烟，边吞云吐雾边开始给我们讲他在看守所采访的两段亲身经历。
第一件事发生在分局看守所里，当时江北分局抓住了赫赫有名的公交贼王，据说那家伙是江北一带所有公交车上大小盗贼的头目，警方一直想抓他却苦于证据不足，后来警方在破获一起治安案件时，一个嫌疑人透露出此人五年前曾策划过一起抢劫案，于是迅速采取措施将其抓获。
大飞去采访这起案件，那位贼王被看守从监室里提了出来，靠在凳子上，一只手轻轻举起来遮着阳光，虚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下大飞，然后用肯定的语气问道：“你是《警方视点》的吧？”大飞正在找笔，闻声一惊，然后反问：“你怎么知道？”贼王道：“你们的电视节目我每期必看，你的样子我还真记熟了。说真的，只要你们警方一有什么行动我们马上就提前知道了，我还让我的手下都看呢！最近，你们是不是打算搞‘三项教育’啊？”大飞服倒。
贼王接着问：“你和抓我的警察熟悉吗？”大飞冷笑一声，不语。贼王接着说道：“帮我说个情吧，事成后这几家酒店的股份给你一份。”接着报上本市几个酒店的名字，听得大飞真有些心惊肉跳，连忙厉声喝止住他。
贼王最后被区法院以抢劫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令大飞震撼的是，仅仅在半年后，大飞去出席一个朋友的婚宴，正喝得高兴，大飞突然注意到邻近桌一个人在不时朝他举杯致意，大飞一看，居然是那贼王，那人冲大飞意味深长地一笑，大飞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还有一次正赶上“六·二六”国际禁毒日，每年这个时候，一部分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毒贩都要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大飞在临刑前夜去采访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贩毒者，大飞赶到时，民警刚把最后的晚餐给犯人端上来，由于监室里很热，犯人光着膀子盘腿坐着，大飞见状，把上衣也脱了，光着上身和犯人相对而坐，说：“咱们边吃边说吧。”犯人可能没见过大飞这类型的警察，顿了好久后才打开了话匣子。
犯人才三十出头，一提起自己刚上托儿所的儿子就泣不成声，对自己运毒的行为更是后悔莫及，最后犯人向大飞提出请求道：“干部，麻烦您把这封感谢信交给你们领导，我很感谢这里的管教干部王勇，在这里呆了那么多天，就他把我当一个人看，从来不打我和骂我，没什么事还陪我唠嗑，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被人尊重是多么多么珍贵的感觉，我文化不高，也请你帮我把错别字改改。”大飞郑重地把信接下。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犯人一筷子也没动那些菜。
讲到这里，二胖多了句嘴：“死刑犯最后的晚餐一般是什么？”大飞斜了他一眼，道：“鱼香肉丝还有家常豆腐，老子自那以后再也吃不下这俩菜，闻着味道我就觉得自己第二天会被拖出去毙了。”
听完大飞的故事小胖大发感慨：“其实何必要处决这帮人啊，只要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完全可以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打断了小胖的话，说：“你小子总是无原则地去同情弱者，现在他们被判了死刑当然像是死老虎了，可是你想他们去贩毒的时候难道没预测到自己要被判死刑？难道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弄的这些毒品会害得那么多人家破人亡？”
二胖也在一旁插话：“对那些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的人，国家当然可以以法律的名义剥夺他们的生命，否则那些杀人放火的家伙可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大飞也忍不住加入了我们的争论：“我看过那些即将被处决的人的情状，有的是死不悔改死有余辜，但有的的确是非常真心地在悔过，有些人给父母和家人写的绝命书经常看得我和看守民警们都热泪盈眶。这个时候我也常常在考虑死刑对打击犯罪是否真的那么有效，是否有违反人道之处。”
早早见大胖一直没发言，就出来打圆场，说：“大胖他们医院也负责戒毒，我们还是听大胖说说他们那里的情况吧，也好知道那些贩毒的家伙到底做了什么恶。”大胖知道早早是怕大家为这个话题吵起来坏了聚会的气氛，因为毕竟大家所处的部门不一样，对刑罚效果的看法和角度也不一样。于是大胖开始给我们讲他在戒毒所遇到的一些故事。
“其实很多人对我们那里的吸毒人员都感到神秘。常常问我他们是否真的像传说中那样‘一朝吸毒，终生戒毒’。我一般都以两件事为例子。第一件事，我接触过的一个女戒毒人员，年轻、漂亮，曾是某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当年经常在沿海一带演出，收入也很高。但染上毒瘾后，花掉了辛辛苦苦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