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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苏希怎么不跟我一起上学去了？大人说，他成为烈士了。苏希有三个姐妹，两个兄弟，他是老四。
“政府或者其它组织会给抚恤吗？”我问。姑妈说：“过去伊拉克政府给钱，现在你也知道……苏希的父亲是小学教师，挺穷。”
我不敢当面把苏希死去和下葬的照片交给他父母，就托房东妈妈转交。
两天后，再次去苏希家。不过两天，父亲就比那天在墓地瘦了好几圈。妈妈木然地容我和另一个摄影师横拍竖拍。有人拿烈士像过来做背景，妈妈一下子捂脸哭起来。我们于心不忍，走掉。一个穿军装的男子把苏希的弟弟拉来：“你们一定要给这个孩子拍照，长大后，他一定能灭了（以色列总理）沙龙！”于是他让苏希的弟弟穿起迷彩服，一把冲锋枪塞到他手里。
2月7日苏希被炸死的同时，50岁的巴勒斯坦人瓦迪恰好经过那辆汽车旁。瓦迪没有死，但耳朵、胸、腿、脚多处受伤，失去了半个肝。
联系到瓦迪的儿子马哈茂德，约好到家里看望他父亲。
位于加沙地带中部的木拉格（Murag）镇，紧邻犹太人定居点。车子开到大路朝天、人烟稀少的地方，马哈茂德正在路边等候。他说，这里不通车，他搭乘别人的驴子过来。
穿过羊肠小道，耳边苍蝇嗡嗡。马哈茂德一指，到了。灰色的水泥房子，没有门，没有窗。确切地说，门框和窗框都在，只是空的。窗框上用绳子吊了块缺角的石板，石板是为了挡住冬季的雨水，四周露着光。马哈茂德说，因为交不起账单，家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只是从邻居那里接根电线过来，亮一盏日光灯，供上学的孩子写作业。
瓦迪躺在角落的暗影里，浑身缠满纱布，一动弹便牵动所有伤口。他天生哑巴，现在更是有痛说不出，见到我和同来的摄影师高磊，两只手拼命向前伸，嗓子里发出“啊啊”的叫声。
瓦迪的妻子说，爆炸那天，在以色列做建筑工人的他刚刚领到1000多谢克尔（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工资。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口袋里的工资全部叫人摸走，那是养活全家15口人的钱。说到这里，瓦迪又发出“咿咿啊啊”的声音，一只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比划着。床头有个铁皮糖罐，上面写着大大的英文商标“Happy（快乐）”。
妻子说，当时瓦迪距离那辆汽车十指宽，他在医院里昏迷了四天，虽然性命得以保全，
却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说话间，儿子马哈茂德拿来碎布条般的衬衣和裤子，上面血迹斑斑，是爆炸当天瓦迪穿的衣服。
马哈茂德原先在一家金属工厂工作，一年前那里工厂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从此失业。问及为何不再找份工作，马哈茂德说现在的加沙哪里找工作去！瓦迪有两个儿子，另一个也失业了，女人们都不工作，所以瓦迪原先是全家惟一的经济来源。现在，全家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ＵＮＲＷＡ）每两个月发一次的30公斤面粉、一瓶油和两公斤糖度日。幸亏巴勒斯坦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孩子们还在上课。大些的一个女孩在哈马斯办的宗教学校念书。看见我们，她害羞地往人身后躲，闪动的大眼睛又分明透出说话的愿望。
“没有人赔偿，也没有人救济我们，”妻子说。因为住不起医院，瓦迪早早出院，回家5天了，却没换过纱布，也没洗过澡。医生开了方子，家里没钱抓药。
女人们开始生火做饭，我们起身告辞。高磊跟马哈茂德握手，马哈茂德的手抽回去时，里面多了500谢克尔。他却不让我们走了，拿来几张医院证明，说他和他妻子生过四个孩子，每个产下不到一天就死了。医生说这个毛病在加沙治不了，一定要出国花大钱治。
临走，马哈茂德打发他的女人过来跟我说：“你一定要帮助我们，出钱帮我们到外国治病，将来我们第一个女儿就以你的名字命名。”我的汽车发动了，一个孩子在后面追着喊：“给我5个谢克尔，给我5个谢克尔！”
第二天，马哈茂德打来电话，问那500谢克尔是给他父亲的，还是给他的。之后隔上几天，他就会来电话。我问他父亲情况怎么样，他懒洋洋地回答“挺好”，然后就叮嘱我不要忘记他需要出国治病。
几秒钟的空袭过后，以色列的类似军事行动还将继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报复正在酝酿。而苏希的人生隧道走到了尽头，瓦迪从此生不如死。
新兵问老兵：“害怕开枪怎么办？”老兵说：“你开了就好了。”
《黑鹰坠落》
哈提姆和萨比拉
相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加沙记者圈是个充满情义的圈子。虽然各为其主，竞争残酷，但在仅仅365平方公里的加沙，大家总是在同一场合、同一地点出现，经历同样的空袭和枪战。西岸记者比较分散，局势相对平静。据说两个人之间友谊快速升温的办法是一起讲第三个人坏话，那么咒骂“阿帕奇”和F－16，就是令加沙记者们紧密相联的强力胶。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前，整个加沙地带只有三名当地记者。2000年9月之后，当地新闻从业人员已经超过300名，新闻系成为这个失业率达到75％的地方最热门的职业。就连外币兑换所的老板都曾打来电话，询问能否在我这里接受“记者培训”，他说在加沙当记者比开钱庄挣钱多了。
全世界大小媒体，只要报得上名字的，都会在巴以地区露面。其他国家的记者一般住在耶路撒冷，只在发生大事件的时候进入加沙地带，加沙新闻主要由当地巴勒斯坦雇员采写。历任新华社记者都曾是唯一常驻此地的外国记者。2004年初美联社向加沙派来了常驻摄影记者加拿大人凯文。不过凯文每个周末还是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在那里养了条大狗。
记者圈里跟我最要好的是哈提姆和萨比拉。他俩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一个美联，一个法新（萨比拉后来转投德新）。哈提姆是半路出家，在实践中学习摄影；萨比拉的哥哥和叔叔都是法新社记者。
哈提姆因身躯庞大，得号“熊”。在冲突现场，他总是表现得满不在乎，却身手敏捷。最值得夸耀的事情，是从来不穿防弹背心。一次，从枪战现场回来，哈提姆用香烟屁股敲打我的防弹头盔说：“我讨厌这个东西，真主要你死的话打在哪里都可能，”香烟一下戳到我的眉心。
两年前，他在加沙地带北部挨了以色列士兵8枪，至今膝盖窝里有颗子弹。每次过安全门都响，但医生说还是留在里面算了，很难取出。当时，美联社替他状告以色列军方，案子是这样了结的：哈提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经过这件事以后，哈提姆在冲突现场再也不穿防弹背心。
有次，我注意到他右手腕上缠着几股白线，问那是什么。他支吾着说，妻子和母亲缠的，已经带了好几年。我便明白，那是他的护身符，他的“防弹背心”。
2003年9月24日深夜，加沙地带中部百里基难民营一场恶战。以色列特种兵进来抓人，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伏击。巴人死了两个，以色列1死6伤。
自愿充当向导的年轻人领我和哈提姆走上一个水泥楼梯。血，顺着梯子流过，在晨风里干了。楼梯通向屋子，里面一片狼藉。玻璃粉碎，满地黄铜弹壳，年轻人一把一把抓给我看。正当我拍摄满墙弹孔时，他招呼我和哈提姆到隔壁房间“看样东西”。
年轻人蹲下，掀起地上一个床垫：殷红的血和脑浆，尚未凝结，又稠又软。
再次踏着鲜血走下楼梯。太阳正烈，水泥地映出白花花的光，血迹因此显得老旧，好像已经干了几百年。
发生枪战的巷子窄得仅容一人通过，两边人家的墙壁被打出一胳膊长的窟窿。我在加沙地带南部见过这样的窟窿，当地居民说是以色列士兵炸开墙壁，躲在里面伏击过路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窟窿望进去是个厨房，满目疮痍，母亲和一个孩子呆呆站着。
这时，哈提姆从窟窿外边伸进脑袋，招呼我给他照张相。他举着200毫米尼康长焦镜头回眸，脸上隐约还有微笑。我骂他拿人家的伤口当勋章，他却一脸无辜地说实在没人给他拍工作照。
在现场，我们很少表达内心感受；谈论的，仅仅是图片质量。终于有一天，我开玩笑说巴勒斯坦记者比普通巴勒斯坦人幸运，因为有冲突，才有高额收入。哈提姆阴沉着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