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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指责以色列葬送停火，但是在对立法委员会的讲话中他也含蓄指出，巴勒斯坦人必须放弃“一报还一报”的观念。试图短期内改变大众观念，这个美好愿望注定了改革者们的失败。
阿巴斯曾经自比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放弃安逸生活，受命于危难之间；承担政治失败和人身安全遭威胁的风险；最痛苦的莫过于直面“傀儡政府”的指责。
9月4日阿巴斯抵达立法委员会会场时，几个手持棍棒的蒙面人突然出现在门口。他们用黑色喷漆在墙上涂写：“这个政府必须完蛋”，署名是“阿克萨烈士旅”曾经是阿拉法特领导下的法塔赫组织下属军事派别。他们甚至砸碎会场大门上的玻璃，最后被保安强令离开。据说这次事件对阿巴斯最后下决心辞职有一定影响。
“百日之内，我尽己所能，甚至超越所能，”在递交给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的辞呈中，阿巴斯这样写道。100天内，他倡导的多项改革措施刚刚起步，就因暴力冲突再起而在开始止步。
两阿难释爱恨
“我不恨阿拉法特，他也不恨我……但不知道他是否曾经恨过我，”阿巴斯9月6日对立法委员会最后一次讲话中说。
表面看来，阿巴斯辞职是他与阿拉法特之间矛盾愈演愈烈的直接后果。自阿巴斯上任以来，这一对有着40多年友谊的战友就没有停止过争吵。
从总理权限设定到人事任免，从阿巴斯的谈判方式到军权分配，两人多次闹得互不讲话，需要埃及特使出面调停。阿巴斯还几次以辞职相威胁。“阿巴斯动作太大，什么都要管，从阿拉法特脚底的泥巴到头上的云彩，”巴勒斯坦通讯社社长扎耶德·阿布·法塔赫固然认同阿巴斯的改革之心，但对其处事方式难免微词。
阿巴斯带着革新之锐气上台，得罪了不少同僚。新政府颁布的第一条命令是：新闻部长阿姆鲁是巴勒斯坦官方发言人，其他部长各司其职不得随意对媒体发表讲话。长期以来，巴勒斯坦各部长是全世界上镜率最高的官员。劳工部长、文化部长、谈判代表似乎都只有一个职务：政府发言人。一向低调行事、擅长秘密谈判的阿巴斯对此头痛不已。然而他的禁令虽出，却无人遵守，效果适得其反。
辞职前最后一次与立法委员会召开闭门会议时，阿巴斯以自嘲开篇，“今天的会议不准媒体采访，但我知道我的讲话最后还是会被报纸全文刊登……因为我们拥有太多‘政府发言人’！”
阿巴斯不止一次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议上同与会者争吵，最后愤然退席。“内部有人蓄意误导，颠倒是非，将我陷入无法完成使命的境地，”阿巴斯在辞呈中写道。他与阿拉法特之间的矛盾并不限于两者之间。
但他没有在辞职信中谈及与阿拉法特之间的恩怨。信的结尾，阿巴斯手书一段《古兰经》经文：“我（真主）已将忠诚写在天空、大地与山峦，天空、大地和山峦便恪守忠诚，人却认为那是沉重的负担。”（完）
行路难。
由于多名“人体炸弹”来自杰宁，这座位于西岸北部的巴勒斯坦城市被称为“自杀爆炸者大本营”。2002年3月以色列实施“防卫墙”军事行动，打击的重点地区便是杰宁市郊的难民营。那次行动一度引发国际上关于“以色列是否在杰宁实施大屠杀”的争论。
2003年10月4日，一名来自杰宁的实习女律师在以色列城市海法一家餐厅引爆绑在身上的炸药，造成至少19人死亡，5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数名婴儿。
2004年2月5日杰宁之行的目的地，正是“女人弹”哈娜迪·贾拉达特家。
象巴勒斯坦人一样做公共汽车前往杰宁。行路艰难。
从东耶路撒冷出发，首先到达拉姆安拉的卡兰迪亚检查站。从那里换车去厚姆拉检查站，在图巴斯检查站再次换车，才能到达杰宁。行程数十公里，却花去5个小时。以色列在西岸8座巴勒斯坦城市间设立了100多个检查站，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没有一条“通途”。
东耶路撒冷的公共汽车比较干净，高高的靠背椅，还有空调。一路上，挡风玻璃上五颜六色的塑料花，伴着热闹嘈杂的阿拉伯音乐一路颠簸。
到达卡兰迪亚，刚下车，一堆巴勒斯坦人围上来：“去哪里？”“杰宁。”“杰宁，杰宁？”他们说完都笑。《杰宁，杰宁》是以色列籍阿拉伯裔导演的一部记录片，反映以色列军队在杰宁实施“防卫墙”行动的情况。由于以色列军人家属的强烈抗议，影片在以色列遭禁。官司一直打到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决“允许公映”，却2003年12月2日原定公映的当天再度遭禁。
上了一辆黄色小面包车，开始漫漫等待。车总是坐不满。下去买面包吃，一帮出租车司机生火取暖，车站买来的“速溶咖啡”，甜得要死，却没有半点咖啡味道。
一个小时后，车子终于启动。每人40谢克尔，大约两个小时到杰宁。坐在副驾驶座的小伙子穆罕默德回头告诉我，车子到检查站前要停下来，没法再过去。司机的哥哥在另一头接我们。兄弟俩提供“一条龙”服务。
田野无尽，羊在山坡上吃草，贝都因人的帐篷散落在山谷。星星点点的，还有犹太人定居点。“你看，几辆房车就可以搭成一个小定居点”穆罕默德指着窗外说。连以色列媒体都称那些房车搭成的“定居点”为“非法建筑”，房车的主人大多为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他们认为，上帝将约旦河西岸赐予犹太人，所以他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宣布对“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占有。
又是一个多小时，车子停下来。“杰宁吗？”我问。“不，厚姆拉。”
所有的乘客下车。一个大个子以色列士兵斜挎M16过来，先收走我和同行摄影师高磊的护照。我那“三斧子半”希伯莱语博得大兵好感，开始讨论枪的型号和他身上的装备。见我好奇，大兵居然取出前心兜里的弹匣让我们看个究竟。我又问到枪背带上为什么有一个小小的口袋？他掏出两个橙色耳塞，一手一个塞进耳朵堵住枪炮声用的！
大兵翻了翻同车巴勒斯坦人的绿塑料皮身份证，双方用希伯莱语对话，确认他们不是遭到以色列“通缉”的巴勒斯坦人之后，大兵挥手放行不是从士兵把守的大路，而是从左侧田地深一脚浅一脚越过检查站。
“哥哥”的汽车果然在那头等我们。前面还有一溜汽车排队，凑满乘客才走。污水流过地上，垃圾堆和彩色的汽车倒映水中。一个红衣裳的小女孩打开车门张望。卖咖啡的男孩提着锡壶过来。“十分钟，十分钟就能走了！”“哥哥”不断说，半小时又过去。
终于，来了一个人，“哥哥”解释说，这个乘客一直在检查站等待放行。车子可以走了。
又是一小时，车站住了。“杰宁吗？”“图巴司。”还没下车，就听见外面有人惊呼：“外国人！”“哥哥”捏出12谢克尔给另一个出租车司机：“带他们去杰宁！”
杰宁，杰宁，路漫漫。这辆出租车是三排座、专为中东地区生产的廉价“奔驰”。经过一个垃圾场，灰烟冲天，居然有白鹭一群群跟着推土机觅食。多么怪异的场景：高贵的白鹭铺天盖地，栖息在垃圾堆和翻起的泥沼地上。
其他乘客都下了车。问司机，“认识女烈士哈娜迪·贾拉达特家吗？”“知道，知道，再加15谢克尔……”
穿过十几米长的两溜店铺，墙上满是烈士像，哈娜迪正朝我们微笑，同一张像上还有她的弟弟和未婚夫。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哈娜迪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他俩遭以军士兵杀害而走上人弹道路。
左手第一个绿铁皮门就是。门上贴满了哈娜迪的烈士像。光线有些刺眼，画像反射出白光。一个老人出来应门说，她父母没在，去市场为“宰牲节”采购东西去了。不过他还是客气地请我们上楼。
二层。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开门，背后还是那张烈士像。女孩很象哈娜迪，原来正是她妹妹，塔合莉莉（意为“解放”）。还有两个年纪更小的女孩，见到陌生男子，赶快进屋蒙上头巾。
客厅，一颗塑料鲜花前是哈娜迪与弟弟法迪的亲密合影。隔一只沙发，是镶在镜框里的剪报：以色列驻瑞典大使一脚踢飞哈娜迪像。墙上自然有哈娜迪，还有另外三帧照片。根据老人的讲解，三帧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