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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占一半的国旗。孩子们看见我的相机蠢蠢欲动，怕影响老师讲课，赶紧退出去。
隔壁教室显然活跃得多。一只麻雀比我更早飞进去，引得孩子们大呼小叫。从长相上看，我判定这里的学生大部分为阿拉伯人，阿拉伯语板书证实了这一点。同样是阿拉伯基督徒的数学老师亚斯敏说，这里只有一个犹太学生。伸手一指黑板下方、独自坐着的达罗姆。
6岁的达罗姆原先在犹太人班级，由于上课时唱歌，被暂时罚到阿拉伯班。
“阿拉伯和犹太学生经常在一起上课，” 亚斯敏说，“但犹太学生的阿拉伯语普遍不太好，阿拉伯学生的希伯莱语却很好。”这是因为在以色列使用希伯莱语的机会更多。
达罗姆一个人在黑板下写自己的希伯莱语作业。“简单的阿拉伯语题目他会做，稍难些的就不行了，” 亚斯敏翻着讲义向我解释。她所说的“简单”，就是指光有数字，没有文字说明的题目。
达罗姆一脸郁闷。亚斯敏说，那是在跟他的犹太教师生气。正说着，犹太女老师进来跟亚斯敏说话，达罗姆恨恨地瞥了她一眼。
课间休息。阿拉伯孩子们抓起我的相机就摆弄，立即遭到亚斯敏驱赶。正如加沙的阿拉伯孩子一样，他们对陌生人有种掏心掏肺、不依不饶的好奇。一会儿，我的头发、衣服、相机上就爬满了小手，当然，他们比贾巴利亚难民营的孩子文明多了。
给达罗姆照相，却总有阿拉伯孩子挡住镜头，喊着“给我照，给我照！”
亚斯敏用阿拉伯语逗达罗姆说话。达罗姆懂简单的阿语问题，什么“你叫什么”“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之类，但他一律用希伯莱语回答。
达罗姆几乎不理我。被阿拉伯同学包围之后，他抹去吃了一嘴的面包屑和果酱，奔出教室。
男生们趴在教室外的地上拍纸牌。一群女孩在另一个教室里唧唧喳喳。
从长相上，我无法分辨她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她们不象加沙或者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的女
生，长裤外面罩着宽大的裙子，丝巾包头。Neve Shalom的绝大部分女生，穿窄窄小小的T恤、牛仔，有些还烫了头发。
女孩们利用课间休息，吃起便当。课桌上有个红色笔袋，上面竟用黑笔画了三颗“大卫星”。“这是什么意思？”心里一惊，我用英语问笔袋主人。她着急得不知用什么语言跟我说，突然做了个大拇指冲下的手势。
“啊为什么？”我立即换上阿拉伯语。“我恨犹太人！”她如释重负地用阿拉伯语回答。“你们都恨犹太人吗？”一个女孩拨开其他人过来，笑嘻嘻说，“我妈是犹太人，我爸爸是阿拉伯人，我不恨犹太人，她们恨！”
我突然不知说什么好。教育的力量似乎瞬间可以被推翻。
“这个班里有犹太人吗？”“有！”笔袋的主人麦纳尔Manar把我拉到门口，指着玩纸牌的男生们说，“这个，这个，还有那个……都是犹太人。”根据她的指点，我发现基本上是犹太学生跟犹太学生扎堆。“你恨他们吗？”“不，他们是我的朋友，但除他们以外的犹太人，我都恨！”她响亮地说。（完）
造访“和平绿洲”后的两天，接到以色列圣经博物馆负责人亚胡达·卡帕兰Yehuda Kaplan的电话，邀我第二天参加博物馆举办的“Abraham and Ibrahim”（“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实际上中文翻译都应该是“亚伯拉罕”）活动。
“Abraham”和“Ibrahim”是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对“亚伯拉罕”的不同发音。根据《圣经旧约》和《古兰经》记载，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犹太人是小儿子
，亚伯拉罕同发妻生的；阿拉伯人是长子，亚伯拉罕跟婢女生的。
“Abraham and Ibrahim”这个活动的名字一望便知，旨在寻找共同点。今天博物馆特别请来了孩子们的家长，一同谈心。亚胡达说，“如果家长不参与进来，孩子在这里受的点滴教育，一回家就全变了。”
家长们的交流从生涩开始。阿拉伯家庭清一色由母亲出席。由于是星期五，父亲们都到清真寺礼拜去了。阿拉伯母亲几乎全都戴头巾穿长袍，而犹太母亲们却是“夏天在彼岸”的短打扮。
语言是障碍。这些来自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母亲有的会几句希伯莱语，有的半句不会，犹太母亲几乎都不会阿拉伯语。这就决定了有人交到朋友，有人根本没有开口。我面前两位聊得挺欢，阿拉伯人阿依曼Ayman和犹太人阿曼达Amenda。阿曼达问阿依曼为什么要穿袍子戴头巾，阿依曼滔滔不绝讲起了宗教。突然有个词不知道怎么才能让阿曼达明白，她唤来主办者之一哈利利帮忙。我听到了“祷告”这个词，不假思索用英语翻译给阿曼达，结果遭到哈利利阻拦，“别帮忙，我们希望她们能够找到‘非语言’的语言交流！”哈利利本人的父亲是阿拉伯穆斯林，母亲是犹太人，妻子是基督徒。
孩子们在玩填字游戏。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词组，也就是说，你必须找异族朋友帮忙。
这个活动每年秋季开学之前的三个月开始，每周五邀请不同的四年级学生参加，已经办了6年。正巧，家长中有一个叫丹尼拉Daniella的犹太妇女，曾经在Neve Shalom（和平绿洲）工作两年。我告诉她，两天前我刚去过那里，但是对人心中真正的“和平”并不乐观。丹尼拉看了我一眼说：“是的，所以我辞了职。”
“究竟是什么让你这么失望？”
“与那些阿拉伯同事相处越久，我就越相信我们无法共处。”
“可是你没有放弃，你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的，我认为短期、低层面上的接触应该维持，但最好不要交往太深，否则容易失望……我们并不幼稚，我们知道这种接触对中东和平进程起不到任何作用，真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根本无法改变现状，只有政治解决才能奏效。”
“我们并不幼稚”这句话，后来我在亚胡达和哈利利那里不止一遍听到。
阿依曼与阿曼达几乎同龄，都有三个孩子。阿依曼说，将来会与阿曼达保持联系，但相互串门是不可能的。“她害怕来东耶路撒冷，因为那里全是阿拉伯人；我是以色列居民，当然可以去西耶路撒冷，但要是穿着长袍去，以色列警察肯定会拦住我搜查，怀疑我是个人弹。”
在以色列打车判断司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的方法之一，是告诉他去东耶路撒冷。如果他二话不说就去，肯定是阿拉伯人；如果他说，只能开到入口不远的地方，那就是犹太人无疑。
我想找一个阿拉伯孩子和一个犹太孩子照相。一个犹太女孩刚站到阿拉伯男孩身边，她的同学就哄笑起来，女孩立即逃开。
10岁的杜阿Du'aa 牵着9岁的梅耶Maya来到镜头前。犹太姑娘梅耶说她喜欢阿拉伯姑娘杜阿，因为她非常善良，在活动中非常热心地帮助她。杜阿笑着说，她也非常喜欢梅耶Maya，希望还能在这里见到她。“出了博物馆呢？你不找梅耶玩吗？”我问。
“不，” 杜阿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阿拉伯人，她是犹太人。”
“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活动快结束时，我听说一个故事，算是光明的尾巴。一名参加活动的犹太母亲说，一次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公园晒太阳。周围没有人，突然来了7、8个十几岁的阿拉伯男孩。男孩们渐渐向她围过来，气氛立时紧张。忽然，一个阿拉伯男孩开口说，“我认识你，我在博物馆的活动中见过你。”双方顿时感到无比亲切。（完）
2002年9月18日、19日接连发生两起自杀爆炸之后，以色列重兵同年第二次围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的官邸，并宣布官邸所在城市拉姆安拉为军事禁区，人员不得出入。
9月23日。通往拉姆安拉的卡兰迪亚检查站前。
打电话试探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办公室，是否允许外国记者进入，得到的回答简短而不容质疑：“不！”我和同事在卡兰迪亚死磨硬缠几个小时，但仍被以色列士兵拒之关外。
巴勒斯坦人同样无法进出。卖冰棍的和买冰棍的，隔着铁丝网交易。图
这是自1994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以来，阿拉法特面临的最严重威胁。阿拉法特官邸内的绝大部分建筑已经被以色列推土机摧毁，只有他的办公楼孑然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