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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小时的讲话结束后，本·埃里泽在党员们“必胜”的欢呼声中走下讲台。我挤进党员门的“包围圈”，问本·埃里泽，什么是以色列人民选择他的最好理由？他诧异地看了我这个唯一在现场的外国记者一眼，说“选择我，就是选择和平道路。”
本·埃里泽匆匆离开，集会结束。旅舍大厅一会儿就打扫干净了。除了贴在各处的本·埃里泽宣传画像外，包括拉宾照片在内的所有东西都被搬走。
为何选择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旅舍举办一场政治集会？“伊扎克·拉宾”青年旅舍经理扎维克说，他也不清楚，“也许他们喜欢拉宾的名字，”他耸了耸肩说。（完）
年老的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充满活力，满大街穿低腰裤的年轻男女；往往叫人忘记，这里还有老人。持续三年多的冲突打击了以色列经济，老人们最无法恢复元气。
朱蒂是罗马尼亚犹太人移民，在特拉维夫生活了几十年。2000年9月巴以流血冲突爆发前，她经营一家小店铺，后来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朱蒂关门失业。“现在我去找工作，肯定遭到笑话，”在这座美女如云的年轻城市，51岁的朱蒂无法找到工作，尽管她照片拍得很棒。
朱蒂没有结婚，孑然一身，靠退休金度日。陪伴左右的，是7只猫和一条狗。伸出十个手指，朱蒂手上戴了6个猫头戒指。香水味道再浓，也掩盖不住她身上的猫狗气息。难怪街上走过的宠物，都喜欢往朱蒂身上靠。“如果我没有接电话，那就是和我的狗在门外，”她的答录机这样讲。
7只猫和一条狗的天地，朱蒂从不允许外人进入。
难得的两次见面，她总是驾驶着小摩托车姗姗来迟。“我必须躲着警察，”朱蒂边摘安全帽边说，“因为我没有上保险，那些疯子警察有时会查的。”朱蒂和丹尼尔经常聚会的咖啡馆，满座是靠国际象棋打发下午的白发老人。
街道拐角，路灯没照到的地方，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在垃圾桶里扒拉。朱蒂告诉我，那是在找别人扔掉的饮料瓶子，当废品卖。“一谢克尔一个，噢，不，是25阿古拉一个，他要找到4个才能凑满一谢克尔……”她说。
开着方头方脑的“陆虎”吉普车，以色列边境警察西蒙带着我和另一个朋友，沿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坦克前进的线路反向冲上戈兰高地。西蒙说，他开的是警车，可以带我们到别人去不到的地方。
满眼是半人高的金黄野草，绿树点缀其间。“67年叙利亚人的坦克就在这里，”西蒙不时点指路边。果然，坦克留下的深坑，至今清清楚楚。
一座废弃的碉堡里，西蒙领我看墙壁上班驳的阿拉伯字，是士兵用小刀刻上去的。辨认了半天，有一个依稀是“继续”。而碉堡外墙，已经用希伯莱文刷上军队编号，大卫星旗飘扬。再往前是战壕，还有士兵用过的铁丝床，锈迹斑斑。从碉堡的任何一个炮眼往下看，以色列的千顷良田尽收眼底。
一个山头，西蒙让我们下车观望，却不许拍照。山坡下，一面以色列国旗招展，军车排列整齐，分明是个兵营。“他们已经看清我的汽车牌照，”西蒙得意地说，“这些看似没有人的山头，到处都有‘眼睛’。”西蒙的儿子正是戈兰高地驻军士兵，一次，西蒙在山脚下自家院子里“方便”，儿子立即打来电话：“爸爸，为什么不回屋里方便？”原来，正在山头站岗的儿子看得清清楚楚。
路越来越窄，颠簸得越来越厉害，而西蒙的车却越开越疯。他和我的以色列朋友开始用希伯莱语高歌，兴起时翻译成英语告诉我：“巴勒斯坦滚蛋！叙利亚滚蛋！黎巴嫩滚蛋！”拳头伸出“陆虎”敞开的车窗。
一根石柱前，西蒙停下来说，这是1923年英法委任统治时期划定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边界。“你把手放到柱子上，右手是巴勒斯坦，左手是叙利亚……现在，全叫‘以色列’了……”原来这是一根界桩。当时的“巴勒斯坦”，并不是今天意义上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而是包括今天巴勒斯坦城市及以色列国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图
1923年边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法为瓜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阿拉伯土地而划定。它是英法以及当时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经过激烈讨价还价确定。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整个戈兰高地。虽然1974年，根据叙以达成的协议，叙利亚收复了高地的三分之一，但今天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实际控制区仍远远超过这根界桩。目前，叙以和谈的一大难点，就是以色列表示可以撤退到1923年国际边界，即这跟界桩以内，而叙利亚则坚持以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停火线为界。这两条边界的差别，是一块长约10公里、宽不过数十米的区域，直接控制着戈兰高地的水源。
人类为生造出来的“边界”争战不休，而“边界”却以它的不断漂移嘲笑人类的鲜血。
西蒙说自己讨厌阿拉伯人、讨厌穆斯林、讨厌巴勒斯坦，“无论国还是人”。但是，他讲一口流利的巴勒斯坦腔调阿拉伯语，还到处向熟人展示我会说阿拉伯语。回来的路上，一个卖仙人掌果的德鲁兹人成为这种“展示”的又一观众。德鲁兹人讲阿拉伯语，在我看来，他们的长相也完全是阿拉伯人。吃了两个果子后，我顺嘴用标准的穆斯林道谢方式说“谢谢哈吉”，西蒙拍拍我说：“注意，人家不是穆斯林。”
位于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交界处的戈兰高地，人口构成比较复杂，有穆斯林、犹太人、德鲁兹人、东正教、天主教马龙派和新教教徒等等。
回到西蒙家，一个满身臭汗、一脸通红，歪带工作帽、留两撇小胡子的人走进来。西蒙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倒水，用阿拉伯语聊天。“你要用电话吗？没关系，打吧，”西蒙说。那人接过电话，叽里呱啦一通阿拉伯语，大意是他弟弟快结婚了，叮嘱几句。刚要放下听筒，西蒙说：“讲吧，讲吧，没关系。”
西蒙轻声告诉我，这是南黎巴嫩人，基督徒，与西蒙的一个亲戚共事多年，电话打到黎巴嫩的。“南黎巴嫩人？”我问，“难道是2000年以色列从南黎巴嫩撤军后，出逃到以色列的原南黎巴嫩军队士兵？”西蒙点头。这支部队在阿拉伯世界被认为是“叛徒”，虽然在以色列得到保护，但终究没有归属感。
那人快讲完时，西蒙站在旁边对他挤眉弄眼：“说我向你弟弟问好，说我是阿拉伯人，哈哈。”
以色列北部，基布茨集体农庄。
要不是旁边那一大家子人讲阿拉伯人，我真把他们当成了以色列犹太人。
“来吧，吃烧烤！”他们热情招呼。“你们是巴勒斯坦人吗？”我好奇地用阿拉伯语问。“我们是以色列人，”其中一个显然是家长的男子说。
我突然明白，他们是“48年阿拉伯人”。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没有出逃的阿拉伯居民。他们居住的地方并入了以色列版图，直到今天。
一家人围坐在满地核桃的以色列农庄里，享受着浓浓秋色。那气闲神定的样子，与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判若两个世界。
他们对外讲希伯莱语，在家里只说阿拉伯语。聊到局势，“４８年阿拉伯人”不愿多谈，也期望巴勒斯坦人可以有自己的国家，结束无休无止的流血，“我们居住的地方也有犹太人，大家相安无事……”
女子们没有蒙头巾，其中一个倒是带着圆边礼帽蜒犹太已婚妇女的标志！见我诧异，她解释说，“帽子的功能和阿拉伯妇女的头巾一样。”
同一天，我在农庄附近的商店买Ｔ恤衫。指着一件写有“Peace ，just do it和平，动手干吧”问价钱。老板说，别的Ｔ恤衫33谢克尔，这件26，因为图案是“和平”。
听说从耶路撒冷去加沙地带的路上，有个阿以人民和平共处的绿洲，欣然前往。刚要发动汽车，以色列朋友丹尼特打来电话，“路上你会经过一个地方，叫L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