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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睡三个小时，记者朋友打来电话，耶路撒冷发生爆炸。迷迷糊糊我只说了声“ok”，然后爬起来看电视。等知道详情，完全醒了上学去的小学生，便当、课本炸了一地。
电视里，一名以色列妇女对着手机狂喊：“整个汽车！整个汽车！我的孩子上学去了！”地上躺着黑色小塑料袋，装着被炸开的身体部分。
出乎意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对着摄像机边哭边说：“每个白天，每个夜晚，每一天……（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让我们相爱吧……”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居然喊出“相爱”！
还有一个面部受伤的以色列人躺在病床上，平静地说：“我们可以谈判，我看不出来暴力能解决什么问题。”
中午去加沙一间车行，正在把斋的经理穆罕默德没精打采地转动念珠，面前摊开一本《古兰经》，出声念着。抬头见我，第一句话竟是：“今天的爆炸怎么样？好吧？”
“不好，有小孩死了，” 我说。
他说：“我们巴勒斯坦小孩呢？昨天在纳布卢斯被打死的几岁？”
离开车行，天色将暗，海平线上还剩一道亮光。站在这巨大的灰影和最后的亮色前，感觉自己正面对整个宇宙的召唤。望上看，想象驾车穿越天空的太阳神。古埃及人认为，他驾车一个来回就是黑夜白昼的一轮交替。
夜晚可能会发生报复性轰炸。不得不穿戴整齐，随时准备逃命，也随时准备去现场。
2002年12月5日 图IMG…7398
开斋节去贾巴利亚难民营烈士家庭。
第一个家庭的老二去以色列工业区打工，排在他前面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士兵投掷手雷，以军还击，老二被打死。屈死不说，他的兄弟们还被取消了去工业区打工的资格。老二留下一个寡妇和4个孩子。寡妇告诉我，她不考虑再嫁了。伊拉克政府给了一万美金，此后就没有其它组织救济他们。几个月来，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寡妇做了一个花环镶在烈士像旁，孩子们似乎不识愁滋味。
第二家有个16岁的男孩2001年潜入加沙地带北部犹太人定居点埃里·西奈，杀死5个以色列士兵，自己也被当场打死，成为烈士。他的第三个妈妈接待了我。父亲是伊斯兰大学教授，娶有三房，烈士易卜拉欣是大太太所生。
三太太说，易卜拉欣从小就念叨着保卫祖国。一天，一个同学家里被以色列空军炸了，同学的尸体惨不忍睹，深深触动了易卜拉欣。
谈话间，易卜拉欣的妹妹、10岁的努哈拿来烈士生前照片。那是一张参加夏令营的照片，他和另一个同学身穿黄色迷彩服，一人手里一把尖尖的匕首，相对而立，做格斗状。16岁的他一下巴胡子茬，眼神中看不出什么仇恨，反倒有一丝顽皮，更多是模仿来的成熟。
“进入定居点后，他先看到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他让他们回屋里，锁上门，告诉他们自己不愿杀妇女儿童，”三太太说，“后来这名妇女在以色列电视节目中讲述了这段经历。”易卜拉欣是在放学后去的，没跟家里人说。
大太太得知儿子牺牲，散发糖果庆贺。父亲在学校里大谈此事，没有在别人面前掉一滴眼泪。三太太说：“我们也悲伤，但更多是高兴，因为易卜拉欣进了天堂。”
10岁的努哈说，愿意追随烈士去天堂，天堂里的房子比人间的大许多。
我告辞离开后，没走出几步，努哈追上来说，她喜欢我，希望我也能同她一起上天堂。
2002年12月23日
有同事集邮戳，拿一张已经在耶路撒冷盖好戳的明信片去加沙邮局。邮局办公室的贾马尔犹豫着说，上头有规定，已经盖了以色列邮戳的不给盖巴勒斯坦图章。我问：“能看看这条规定吗？”“口头规定，”贾马尔说的时候不正眼看我，我猜那不是真的。
本以为以色列会拒绝在有巴勒斯坦邮戳的明信片上盖章，没想到正好相反。带着加沙邮戳的明信片在耶路撒冷没有遭到白眼。
贾马尔的话，令我触到弱势方的伤口。
2002年12月31日
应邀到巴勒斯坦基督徒拉纳家作客。客厅里醒目地摆着一棵圣诞树，彩灯一闪一闪，格外喜气。一名叫法迪的客人说，虽然自己是穆斯林，他也在家里摆了一棵：“我不在意它的
宗教意义，只要代表‘喜庆’，我都接受。”
差一刻钟到午夜零点。外面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汽车喇叭声。法迪手舞足蹈地说：“现在出去，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加沙。”
车子出来，街上空空荡荡，一个人影都没有。法迪说，别急，他马上就找到“疯狂的人群”。果然，拐了几个弯之后，在加沙市“无名战士”广场，我们找到了。
所有的汽车都打开窗户，所有的司机都在按喇叭，红、绿、黑、白四色的巴勒斯坦国旗从所有的车窗里飞出。没有车的人聚拢在“花园”栏杆里，朝过往车辆挥舞旗帜。法迪忽然拿出“秘密武器”：“看，我们车里也有国旗！”
忽然，一颗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噼里啪啦地抖出三、四颗红色小“信号弹”。“烟花！”法迪说。这是烟花？在国内见惯了“盛大”烟花表演的我不禁置疑。但是人群沸腾了，欢呼、尖叫。旁边一辆敞篷车顶，几个10多岁的女孩拍手跺脚，相互拥抱。12点了。“新年快乐”我向窗外的陌生人喊。
广场尽头，火光熊熊。一群巴勒斯坦人燃起篝火，转着圈子跳舞。十几岁的女孩、白头发的老人，有人西装革履，有人一袭传统长袍；还有手持冲锋枪的蒙面人。大家围着篝火拍手、舞蹈。“不怕以军认为你们生事吗？”长期处于封锁、监控下的加沙，风吹草动都会招来以军侦察机。“新年，他们也放假！”一个跳舞的人边打拍子边回答我。
忽然想起，元旦是公历，也就是基督教历法；根据穆斯林的伊斯兰历，“新年”可不是这一天开始。“这就象我家里的圣诞树一样，只要是可以欢庆的，我们都要，”法迪说。
回到拉纳家，晚饭已经摆在桌上。她家的食物没有太多禁忌，基督徒、穆斯林，还有我这样的“百无禁忌”各取所需。一位客人端起酒杯说，“2003年啦，我们的‘阿克萨起义’进入新的一年！”其他客人纷纷给他白眼：“别提这个好不好？”另一个客人说，他倒是希望新年里流血冲突会结束。“冲突爆发前，我们天天象过节，”他说。
2003年2月24日
踏着坦克履带的痕迹去加沙地带北部比特·哈农镇采访。一个巴勒斯坦老太太80岁了，还戴着出嫁时的“第那尔”头饰。问她什么时候出嫁的，答曰“不记得”，因为“已经80岁”。
她紧紧攥住我的手腕去她家拍照。明知不会有太多东西可拍，为了表示尊重，我还是由她牵着。老太太连声夸我“勇敢”，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她话音未落，我惊叫出声，一步跳开地上蹿过只老鼠。
离开时，孩子们不断拍打我的车窗。正不胜其烦，其中一个递给我当地产的桔子，其他孩子不甘示弱，停止拍车，纷纷摘桔子给我。
2003年3月2日
街上见到有人策马扬鞭，便停车招呼。那小孩倒也合作，许我飞身而上。于是，他牵马来我挥鞭，绕着加沙最热闹的“无名烈士广场”游行一周。正是节日，广场上男男女女，挤挤挨挨，不下上千人。见我骑高头大马，翩翩而来，无不欢呼挥手，推旁边的人“快看，中国人！”。顿时，我有了“选美皇后乘玫瑰花车游行”的感觉。不过，拍照的小孩手艺太差，照片上的我象个示众囚犯。
晚上，参加CNN摄像师塔拉拉女儿的生日晚会。没有任何男子的晚会（塔拉拉都必须退场），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们疯狂地唱歌跳舞，还突然戴上美国恐怖片《惊声尖叫》里的骷髅面具彼此打闹。她们约好了，星期四晚上还要包下“海风”餐厅，关起门来跳舞。
深夜，以色列坦克驶入加沙地带中部百里基难民营，打死8名巴勒斯坦人。
2003年3月7日
警察哈桑的弟弟被以色列士兵打死了。楼下另一个警察约我去他家吊唁。哈桑瘦了好几圈，眼睛里全是血丝。妈妈哭得昏天黑地。
第二天阿拉法特就要提名阿巴斯当总理，问哈桑的妈妈怎么想？她说，阿巴斯不好，怎么能呼吁巴勒斯坦人停止抵抗呢，谁给我儿子报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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