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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半，夜空中忽然升起一个耀眼的火球，悬浮在那里，一动不动。穆罕默德的母亲说，那是以军发射的照明弹，用来查看附近村庄情况。突然，“啪”一声枪响。坐在门槛上的伊哈卜和妹妹希巴好似受惊的兔子，一下子蹿进屋里。大人们也赶紧起身，收拾起毯子和餐具，宣告纳凉结束。
母亲关上院子和房间之间的铁门。枪声更稠密了。小妹妹希巴忽然想起自己的拖鞋还在院子里。母亲说，算了吧，别出去了。
屋里又潮又热。穆罕默德说，从枪声判断，不是交火，而是以军士兵开枪警告村里人不得外出。“他们经常在半夜胡乱开枪，吓唬村里的武装人员；”他说，“有时整晚不停，害得我不得不吃安眠药。”
可是，一旦发生交火，吃什么药都睡不着了。穆罕默德说，为了抓捕攻击定居点的武装人员，以军士兵多次半夜破门而入，查看全家人的身份证。交火激烈时，以军出动坦克向村庄开炮，穆罕默德家在最前沿。虽然炮弹不曾落到家里，但恐惧、惊吓却无时不在。由于宵禁，不能跑出房子躲避炮弹，穆罕默德的母亲说，“一旦开炮，我们全家就趴到厕所的地上。”因为厕所是这个50平方米的住宅内离定居点最远的一个角落。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土地就是财富，他们的钱财大部分用来买地。搬离一块土地，到别处生存，意味着倾家荡产从零开始，加上定居点附近的土地很难出售，穆罕默德一家没有搬离这个地方。
父亲法里克突然开口：“其实，定居者不是可怕的，而是害怕的。”他说，对面的犹太人定居点里住着200多名定居者和上千士兵，加沙地带17个主要定居点一共4000多名定居者。而仅仅黛尔·拜莱赫的巴勒斯坦人口就有9万，整个加沙地带150万。定居点，其实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以色列士兵之所以胡乱开枪，正是给自己壮胆。
入夜，整个村庄在黑暗中沉默了。外面由远及近传来“沙沙”声，地面微微颤动。穆罕默德的母亲把我带到窗户旁，掀起一角让我看。一辆巡逻的以色列坦克缓缓驶来，炮筒后的一束灯光划过窗口，穆罕默德的母亲赶紧把我按到地上。坦克顺着墙过去了，四周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穆罕默德的母亲把床让给我睡，并铺好了一床新被褥。我执意推却，最后在床边的地上
躺下。
夜里，几次被枪声惊醒。穆罕默德的母亲也我醒了，在床上平静地说，不要紧，只要不是开炮。
公鸡报晓，终于把村庄从噩梦中唤醒。穆罕默德围着屋子转了转，发现羊圈的铁皮房子上多了一个枪眼。早晨7时，宵禁才解除，但伊哈卜和妹妹必须6时半出发，赶到几公里外的德国援建小学上课，途中还要经过定居点附近。“定居者允许巴勒斯坦孩子沿定居点旁的公路去上学，但不能有大人跟着，”穆罕默德的母亲说，“但谁放心让孩子单独穿过定居点呢！”
晨光里，背书包的孩子们三五成群走向学校。他们脚下的泥地上，昨晚坦克履带碾过的痕迹清晰可见。
“魔窟”还是“世外桃源”？
在黛尔·拜莱赫度过一夜之后，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犹太人定居点是“魔窟”。加沙地带17个主要定居点的位置可谓精心选择，从南到北把整个加沙地带“管”起来，而且垄断了最好的水源、最肥沃的土地。这里的定居点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盛产鲜花，行销世界各地。欧美市场上热门的以色列鲜花，一部分就产自加沙。17个定居点的面积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47％左右。而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数目统计十分混乱，只能说大约200个（不包括东耶路撒冷）。
在从北京到特拉维夫的飞机上，我结识了以色列人多佛拉赫。她的儿子扎黑住在加沙地带北部定居点埃里·西奈。由多佛拉赫牵线，扎黑一家允许我前去采访。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内的犹太人定居点，具有军事意义，没有熟人很难进入；而以色列境内的定居点则对外开放，出入平常。
乘坐以色列牌照出租车去埃里·西奈的路上，我有些紧张。因为这是一条专供定居者使用的公路，悬挂巴勒斯坦牌照的车辆禁止入内。享有“特权”的同时，行驶在公路上的定居者汽车也屡屡成为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伏击对象。
一路上，巡逻的以色列军车穿梭不断，枪口全都冲着外面。定居点入口处关卡，一男一女两个士兵检查了我的护照后放行。两扇大铁门前，以色列牌照的出租车停下，司机告诉我，这就是“埃里·西奈”。
一进门，我的脑海里只有四个字“世外桃源”。与纷乱嘈杂的加沙相比，这里能听见小鸟啁啾；加沙很少见到绿色，主干道欧麦尔·穆合塔尔中间一排棕榈树，总是垂头丧气，枝叶枯黄，而这里，满眼都是鲜花绿草，落英缤纷。唯一把我拉回到现实的是间或传来的炮声。
“别担心，那是士兵在操练，”扎黑的妻子加尼特到入口来“认领”我。这才知道我之所以顺利过关，进入定居点，是因为她在前一天已经把我的名字、护照号码、到达时间上报军方。
加尼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这也许是定居者的生存本能。她没有如我所愿地带我参观整个定居点。我只好在去她家的路上，四处打量这个想象中的“魔窟”。 83户定居者的小别墅整齐排列，一色白墙红瓦。这让我想起在国内采访过的江阴华西村所有楼房的外观一模一样，显示出某种一致的追求。整个定居点被铁丝网包围。加尼特说，以前巴勒斯坦人可以进来打工，但自从有人溜进来杀害定居者以后，一道铁丝网搁开了彼此。住宅区外围是大片农田，隐约可见高高耸立的了望塔。军车往来不断。
站在高处，可以望见加沙。咫尺之隔，居然天上人间。
加尼特的家是一栋两层小楼，摆设十分西化，跟以色列本土人家别无二致。5岁的小女儿坐在沙发上边看动画片边乐，看见我这个陌生人，有点害羞。那个动画片我在加沙也看过，不过是阿拉伯语对白，巴勒斯坦孩子看的时候也是咯咯直笑。
加尼特全家人住在这个定居点里，而工作的地方则在几十公里外的阿什克隆工业区。根据以色列政策法规，定居者可以低价购买住房，价格往往是以色列本土房价的1／4到1／2，还可以享受政府补贴、低息贷款、减免赋税。加尼特却告诉我，她选择这里居住的理由只有一个：“图清净”。
她的父亲，现年59岁的阿维·法拉汗，是埃里·西奈的创建者之一。这个定居点的建立始于另一个定居点的消失。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协议签订后，西奈半岛的14个定居点和2个中心城镇根据协议全部撤离，3000多城镇定居者和500多户农业定居者在1982年4月之前被陆续安置到西岸和加沙地带。加尼特一家就在82年最后一批离开西奈半岛的行列中。强行拆除定居点的当天，全家人哭着喊着恳求以色列警察不要拆除他们的家园。一名记者拍下了当时的场面。20年后的今天，头发花白的阿维·法拉汗举着当年的黑白照片展现在我面前。
“我们不敢相信自己被政府‘抛弃’了，我们要告诉政府，这样的‘和平’我们不要，”阿维·法拉汗这样解释当时的想法。抱着这种信念，他扛着一面以色列国旗，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徒步行走200公里来到耶路撒冷。一路上不断有追随者加入他们的队伍，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队伍扩大到了一万多人。但一切都无可挽回，一切已成历史。
时过境迁，“定居”下来的阿维·法拉汗曾经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一起经营饭店。“因提法达”开始后，阿犹共处的局面不复存在。“我仍然愿意有一天和他们一起开饭店，”他说，“名字就叫‘和平饭店’。”
一直通过女儿英语翻译和我交流的阿维·法拉汗突然问：“你会说阿拉伯语吗？”他讲阿拉伯语的时候，我简直以为面前是个巴勒斯坦人。其实，上了年纪的巴勒斯坦人也都会说
希伯莱语那是阿犹共处的历史遗留，而他们的口音还带着浓重的“巴勒斯坦腔”。而阿维·法拉汗的孩子们却瞪着我们讲阿拉伯语犯傻他们这一代可不会说了。
这时，加尼特的丈夫扎黑走进来。他刚刚从军队里回来，腰间一把手枪很是惹眼定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