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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几乎会使泥塑木雕的塑像翻肠倒胃，不过，约翰喜欢它。鸦片对他起安神顺气的作用，他大约连抽二十多口，然后翻过身去做梦，天知道做些什么梦，因为我们不能看着那个瘫软的家伙就凭空想象。也许在他的幻觉中，他离开了这个碌碌世界，告别了他的洗衣活计，到天堂会享用有滋有味的老鼠和燕窝宴去了。
阿兴先生在王家巷十三号开了家食品杂货店。他以最好的态度对我们一行极尽好客主人之能事。他有各种各样的有色的、无色的果酒和白兰地，无法念出它们的名字，都是装在小口的陶罐里从中国运来的，他用小巧玲戏的瓷壶儿盛着酒招待我们。他请我们尝了些燕窝。还有细小、干净的香肠。要是我们愿意尝一下的话，本来可以吞进几码长的，不过我们怀疑每节香肠里都装有个耗子尸体，于是我们只好忍住了。阿兴先生的铺子里有上千种商品，看起来很奇特，我们无法想象其用途，也没有能力描绘。
不过，我们还能认识他的鸭子和蛋；鸭子给剖开，象干鳕鱼一样压平，就弄成那个样子从中国运来。蛋用一种灰泥包起来，经过遥远的水路运来，还能保持其新鲜可口。
我们在“粥粥街”三十七号遇到了洪武先生，他在做彩票生意——实际上我们发现还有十几个人在这个区的其它部分干这种买卖，大约每三个中国人就办个彩票行，轮流“坐庄”。“汤姆”的英语没有毛病，两年前，在《边区企业报》有个单身汉俱乐部时，他曾经是那里主要的、唯一的厨师，他说：“有时候中国人买一张彩票，一块钱弄它个两三百，有时候什么也捞不着。抽彩好比一个人打七十个人——说不定他揍了人家，说不定他自个儿挨揍，妙得很。”说到底，那百分比是六十九对他一个，机会一般来说是“他自个儿挨揍”。我们看不出那些彩票与我们那种有什么不同，只是数目字是中国字，没有哪个愚笨的白人会希望去搞清楚“哪个是哪个”；那写划的方法和我们的差不多。
史悦先生在“活狐街”开了一家花哨的小件商品商店。他卖给我们装横富丽的白羽毛扇，气味象林堡格奶酪一样的香水毛笔，还有用一块玉石做的、挂在表链上的小饰物，那玉石就是用钢针也划不破，然而却打磨得很光滑，还染了色，就象贝壳里面一样光彩夺目。为了表示尊敬，史悦把用金丝和孔雀翎毛做成的装饰品赠送给我们。
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用筷子吃了粥。我们的那位主人责骂站在房子前面的那些姑娘，她们圆睁着眼，用惊奇的目光盯着我们看，他说她们不懂姑娘家的规矩。我们还从主人那里得到保佑平安的灵光，并且向一两尊异教神合十。最后，一个中国书铺老板的天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一部象烤肉格子那样的机器上算帐，格子上串着一些钮扣，不同的格子代表不同的单位，十，百，千。他拨弄着它们快得难以置信——实际上，他把它们拨来拨去，快得就象音乐教师的手指头在钢琴键盘上滑行一样。
他们是个乐于助人，生性善良的人种，在整个太平洋沿岸，他们受到上等社会的尊重和良好的对待。没有哪个加利福尼亚的先生或太太会侮辱或者欺压一个中国人，不论什么情况下，东部的情形似乎很需要作出解释。只有人类的渣滓才会干这种事——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们。他们，自然相应还有警察和政客，因为这些人是社会渣滓们的下贱的拉皮条的人和奴仆，在美国的其它地方也是这样。
第五十五章
厌倦了弗吉尼亚城——一位老同学——为期两年的借款——当上了编辑——差点接受了邀请——一桩意外事——三个醉鬼的趣事——告别戴维森山——一件美好的事
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我开始厌烦了。再也没有什么新鲜味道到卡森去报导一年一度的议会，三个月一次的赛马和南瓜展览会；（他们在华休谷种南瓜和土豆，自然，议会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拨出一万美元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在会上炫耀价值四十美元的南瓜——不过，地方议会常被人们叫作“收容所”）。我想看看旧金山。我想到别的地方去。我想要——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得了“春倦症”，想换个环境，这点是主要的，毫无疑问。此外，议会已经拟出了个州宪法；十分之九的人都想要个一官半职；我相信那些先生们会“拉拢”那些一文不名，不负责任的人们接受该宪法，这简直要毁掉这个地方（它无力承担州政府这样的负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企业可以拿得出税款，未开发的矿山不能，正开发的还不到五十个，没有可能纳税，似乎还没有人想到一个简单的挽救办法：对谋杀罪课以罚金）。我相信一个州政府会毁掉“繁荣时代”，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相信我手中的银行股票不久就值得到十万美元，我认为要是批准宪法以前能达到这个数目，就把它们脱手，这样，政府更替带来的衰落就影响不到我。我考虑有十万美元足以体体面面地回家了，尽管这比起我当初所期望得到的来说是一笔小数目。对于这点钱我感到相当失望，不过想到有了这笔钱还不至于饿饭，又觉得自慰。这个时候，我的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再没有见过面的同学步行从里斯河流浪到了这里，他的经历简直是一部讽刺贫困的典型纪实。这个富家子弟，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肌饿不堪，赤裸着双脚，披着一块破旧的马毡垫，顶着一个掉了边沿的帽子，那样褴褛不堪却放荡不羁，他快活地说，他要“使圣经上那位浪子黯然失色”。他想借四十六美元——二十六美元作到旧金山去的盘缠，二十元作别的事，也许拿去买肥皂吧，看来他用得着。我发现衣袋里几乎还没有他要的这个数，所以就走进银行，在老板那里借了四十六美元（为期二十天，没有正式开票据），把钱交给他，再走半个街区到办公室去，那里我还存有几块硬币。要是有人告诉我，要花两年才能把这四十六美元还给老板（我并不期望那浪子会还这笔钱，也不怎么失望），我会认为是冒犯我，老板也会这么看。
我想换个环境，我想干干别的事情。机会来了。古得曼先生要离开一个星期，把主编的职位留交给我。这可把我给毁了。第一天，我上午写了一篇“社论”。第二天，我找不到题目，拖到下午。第三天，我一直拖到晚上，然后从全美国报刊编辑的最忠实的朋友《美国百科全书》里抄了一篇优秀的社论。第四天，我一直“鬼混”到半夜，又一头栽进了百科全书。第五天，我绞尽脑汁，直到半夜，叫印刷厂等着，同时对六个人写了几篇恶毒的人身攻击文章。第六天，我痛苦地挣扎到后半夜，写出了——什么也没有。报纸没有一篇社论就付印了。第七天，我辞职了。第八天，古得曼先生回到报社，发现有六个人要求和他决斗——我的人身攻击开花结果了。
除非亲自去尝试一下，没有人知道当编辑是什么滋味。涂抹些本地废话很容易，你面前有的是事实；从别的报纸断章摘句很容易；从任何地方弄出个读者来信也很容易；但是要写出社论说不出有多难。主题就是个麻烦——我的意思是少得使人伤心，每天，就是拖呀，拖呀，拖呀——思索，着急，受罪——世界一片空虚，然而社论栏必得填满。只要给编辑一个主题，他的工作就完成了——把它写出来并不麻烦；但是要是一年五十二个星期，每星期七天，你天天必须绞干脑汁，请你想象一下你的感觉如何。你只要想一下就会头痛。每一个美国日报编辑一年中写的东西就可以填满四至八本象这本书一样厚的大部头！你再想象一下，一个编辑工作二三十年后，他的作品可以办多大个图书馆。然而人们还常常惊诧狄更斯，司各特，仲马父子等等能写出那么多书，要是这些作家能够象报纸编辑那样多产的话，那结果真该令人目瞪口呆了。这些编辑怎么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继续这种艰巨的劳作，这种消耗脑神经的苦役（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创造，不象报道那样，只不过机械地罗列事实），实在无法理解。牧师在仲夏要放两个月的假，因为他们发现一周连续布两次道，长期下去毕竟很累人。这一定不假，事实上的确如此；因此，一个编辑怎么能够在十到二十条消息的基础上，每周写出十到二十篇艰难费力的社论，一年到头坚持写下去，实在比什么都无法理解。从我当编辑那一个星期中侥幸活出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