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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时候回家——回合众国呢？”
“明天！”我变换了一两次姿势，最后翻身坐起来。“唔——不——最迟下个月吧。”
“我俩坐同一条船。”
“行”
停顿。
“十号的汽船？”
“好的。不，一号的船。”
“行！”
又一次停顿。
“你打算在哪里定居？”希格比问。
“旧金山。”
“我也是。”
停顿。
“太高了——太难爬了，”希格比说。，
“什么？”
“我想去俄罗斯山——在那里修座房子。”
“太难爬了？你不会备一辆马车？”
“当然——我倒忘了。”
停顿。
“卡尔，你要修座什么样的房子？”
“我正在考虑，三层楼加阳台。”．
“什么结构的？”
“嗯，我还说不上来。砖的吧，我想。”
“砖的——呸。”
“怎么？你打算修什么的？”’
“正面用褐沙石——法国厚玻璃——弹子房挨着餐厅——雕塑和绘画——灌木和两英亩草地——温室——前门廊安有铁把手——灰色骏马——敞篷四轮马车、加上帽子上带着徽章的马车夫！”
“真的！”
长久的停顿。
“卡尔，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欧洲？”
“唔，我还没想过。你呢？”
“春天。”
“消磨整个夏天吗？”
“整个夏天！我要在那儿呆三年。”
“嗯——你说话当真吗？”
“当真”
“我愿同行。”
“你当然会。”
“去欧洲什么地方？”
“整个欧洲。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叙利亚、希腊、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波斯、埃及——到处——每一个地方。”
“我赞成。”
“很好！”
“真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
“我俩花上四十或五十万美元，无论如何要玩它个痛快。”
又一次长久的停顿。
“希格比，我们欠屠夫六美元，他威胁说要停止我们的——”
“吊死屠夫！”
“阿门。”
谈话就这样进行下去。已经三点了，我们发现仍然毫无睡意，只好爬起来边抽烟，边玩牌，直到太阳升起。这一周轮到我做饭了。我从来就不喜欢做饭，现在，我更憎恶做饭了。
消息传遍了全镇。原来人们就很激动，这一来更激动了。我平静而幸福地在街上走过。希格比说，已经有人出了两万美元要买下工头的那一份。我说。我倒想看到我自己卖这样的价钱。我的希望极高。我要价一百万。但是，我更加坚信，如果有人给了我这个价，这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使我不断涨价。
我发现有了钱真是其乐无穷。有个人主动送给我一匹价值三百美元的马，想用它来换取我不值钱的、未经认可的单据。这带给我最现实的感觉是，毫无疑问，我真的发财了。接着又来了许多同样性质的证据——我可以举出一个，屠夫给我们送来了双倍的肉，压根儿也没提到要钱的事。
按照地区法令规定，矿脉“勘定者”或“提出产权要求者”在探明后的十天内必须在他们的新产业上做一定量的工作，否则就失去产权，任何人都可随意占有它。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去做那点事。半下午，我从邮局出来，遇到了加德纳先生，他告诉我约翰·奈船长病危，在他的家里（“九里农场”）卧床不起，他和他妻子几乎都不能根据病情的需要适当地加以注意。我说如果他能等我一会儿，我愿意去照顾病人。我跑回小屋去通知希格比，他不在，我在桌子上给他留了张字条。几分钟后，我坐上加德纳的马车离开了小镇。
第四十一章
一个风湿病人——白日作梦——倒霉的踉跄——我突然离开——又一个病人——希格比回到小屋——肥皂泡破灭了——一文不名——后悔和解释——我们那第三个合伙者
奈船长的病势不轻，他得的是痉挛性风湿病。但那老先生还是老样子——就是说，当他感觉舒服时，他是个善良平和的人，但当事情不如意时，就成了一头独一无二的狂乱的豹子。尽管他会很愉快地微笑，病一旦发作，他的微笑立刻就会变成一阵疯狂。他痛苦得又哼又吼又嚎，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里都塞满了最新颖的亵渎和咒骂，只有那种具有最强烈的信念和健全的想象力的人才创造得出来。遇到适当的时机，他还能骂得非常出色，以恰当的判断力控制和使用形容词；一旦痉挛发作，听他咒骂简直是一种痛苦，他太可怕了。可是，我曾见过他自己照顾一个病人，应付那困难的环境，极为耐心，现在轮到他害病了，他也有这个特权，我心甘情愿。无论他怎样狂骂，咆哮也无法打扰我，因为我的脑袋正忙着呢，正在孜孜不倦地思考着，不分白天黑夜，不论手边有事还是闲着。我正在改变和修正我那房子的设计，考虑把弹子房摆在阁楼上而不是安在餐厅那一层是不是得体；我也在努力作出决定，起居室的糊墙纸到底该是绿色的还是蓝色的，虽然我喜欢蓝色，但我恐怕这种颜色太容易被阳光和灰尘破坏了；同时，我乐意让马车夫穿上朴素的制服，至于男仆，我还犹豫不决——我需要一个，已下决心雇一个，但希望他不穿号衣也能显得体面，并且克尽其职，因为我有些害怕炫耀。然而，由于我已故的祖父也曾雇过马车夫这种人，但没穿号衣，我觉得超过他——至少超过他的灵魂，无论如何总觉得有些别扭。我也系统地筹划着我的欧洲之行，设法把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包括路费和时间——各个细节——除了一件——即到底是骑骆驼从开罗穿过沙漠到耶路撒冷，还是坐船到贝鲁特，再坐马车穿过那个地区。与此同时，我每天给家里写信，把我的全盘计划和打算通知朋友们，指示他们为我母亲找一处漂亮的住宅，在我回家之前说好价钱，还指示他们卖掉我那一份在田纳西的土地，并清理印刷协会里寡妇孤儿基金的收益，多年来，我是该协会有声望的会员。（田纳西这份土地多年来是我家的财产，很有希望将来有一天给我们带来巨大财富；现在看来仍有希望，只不过不是那样强烈了。）
我照顾了船长九天，他好些了，只是还很虚弱。那天下午，我们把他抬到椅子上，让他来个酒精蒸汽浴，再把他搬回床上去。我们格外小心，因为最轻微的牵扯都会给他带来痛苦。加德纳抬他的肩膀，我抬脚；在那不幸的时刻，我踉跄了一下，病人重重地摔在床上。我一辈子还没听见有人这样咒骂过。他像疯子一样乱骂，还去抓桌上的左轮枪，但给我抢了过来。他命令我滚出去，发了一千次誓，一旦他能下床，无论在哪里碰到我，就要把我宰掉。这只不过是暂时发疯，一点意义也没有。我知道要不了一小时他就会忘得干干净净，或许还会后悔的；但在当时，我有些冒火。一怒之下，决定回爱似梅拉达去。我想，既然他已能打架，他就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晚饭后，月亮刚刚升起，我徒步开始了那九英里路程。那时候，九英里的短途旅行，只要不带行李，就是百万富翁也不需要骑马。
当我看得见那俯瞰小镇的山头时，已经是差一刻十二点了。在明亮的月光下，远望山谷对面的山头，我看见好象半个镇的人都聚集在大西方矿的露头矿苗上。我的心怦怦地直跳，自言自语地说道：“今晚他们一定又发现了一个新矿，比原来那个还富，毫无疑问。”我抬腿向那边走去，但又走回来，心想，那“发现”是跑不掉的，再说我已爬够了山。我下了山，穿过小镇，经过一个德国人的小面包店时，一个妇人跑出来，说他丈夫病了，请求我过去帮她一把。我走进屋去，发现的确如此——看那男人的样子，好象一百次发病压缩成这一次。两个德国人想按住他，但没有成功。我跑了约莫半条街，把医生从床上喊起来，他还没穿好衣服，我就把他带去了。我们四人与那个疯人角斗，医生给他灌药，放血，忙了一个多钟头，那个可怜的德国女人则只顾放声大哭。后来，他安静了，医生和我离开那里，把病人留给他的朋友们。
一点过了。我走进小屋，很疲倦也很快活，朦胧的牛脂烛光照着希格比，他坐在松木桌边，手指夹住我那张纸条，傻乎乎地盯着看，脸色苍白，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