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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吴虹飞怎么转换，她最关心的一个词汇似乎是： 幸福——一个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大路货，至今没有准确答案。
于是，吴虹飞开始提问，向每一个她认为“好玩的”人发问，并且往往在访问的最后。问得很直接： 幸福是什么？您认为幸福是什么？
各种大人物的回答满足了吴虹飞巨大的好奇与不安。而且我猜想，刚开始提问，吴虹飞可能只是为了糊口；可是，当对幸福的回答越来越多，她会不会沉湎其中，欲罢不能？
当然，吴虹飞的提问方式基本属于理工科的路子，没什么技巧与循循善诱，都是命令式的口吻。这样也好，答者往往少了客套与诗意，是直奔主题的真实。
可能是为了得到更让自己满意的对“幸福”的回答，在这本书里，不管作者如何编排，可总的来说，她选择的大多是比较“好玩的”人，比如黄永玉，比如沈昌文，比如马晓春，比如贾平凹，当然还有画漫画的学者赵汀阳和不让孩子上学的童话大王郑渊洁，再加上和吴虹飞一样搞不清“主副业”的潘石屹，甚至张楚等一大片闪亮的名字。等于吴虹飞在没有发问之前，就已先天让文字与提问有了卖点；而且，我们也可以认定，吴虹飞也基本属于“好玩的”人，虽然在提问中时常故作深沉，但本性难移，“好玩”对“好玩”，于是文字便闪了光。
一直忘了说的是，吴虹飞乐队的名字，也和幸福有关，叫“幸福大街”。或许，阿飞姑娘是希望走在音乐的道路上，能不断看到幸福的风景吧！但不知，和这么多“好玩的”人问答之后，会不会转变一些看法？其实，走在“好玩的”人群中间，才是走在真正的幸福大街上，美好的人生与人性才是最好的风景。当然，吴虹飞会继续针对幸福发问下去。但其实关于幸福，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诠释，只是答案的一方面；最关键的，是来自自己内心的回答。而内心的回答，是在音乐中，还是在文字里，或是在忽然安静时？或许哪一天，吴虹飞会说给我们听。
2006年10月
第55节：马晓春序
马晓春序
一个“笨”记者和一个聪明人
认识吴虹飞大概是在2004年夏天。那时《南方人物周刊》刚创刊，我也刚刚出了一本新书——《黑白之间：
十二败局反思》。杂志社让她来采访我，而她并不认识我，绕了几道弯才找到我。我们约了在棋院见面。
看得出她不懂围棋，因为她一边拿着我写的书，一边拿着密密麻麻的采访提纲，有时提的问题的确很外行，不过还算顺利。
将近一个小时，采访宣告结束。令我吃惊的是，她在临走前送给我一张CD： 眼前的这位记者居然是一位摇滚乐队的主唱！关于这位主唱的介绍是：
清华大学的双学士、硕士，作家，出过好几本书……
访谈后来发表在《南方人物周刊》上，据说非常成功，被不少杂志报纸转载。通过这篇报道，吴虹飞在体育界，至少在棋界变得小有名气了。
她是一个诚实的记者。就当今的体育界而言，她往往要吃亏。我记得去年她有一次飞到湘西凤凰，奉命采访李昌镐。当时记者们都围着李昌镐七嘴八舌地问问题，第二天反正都见了报，吴虹飞却不知所云，半天没有吭声。我嘲笑她说，有些人根本就没采访，也能编出一整版，你这又是何苦？她却很认真地说，我听了那些问题了，都是不中要害的，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好好谈。那一次因为李昌镐太忙，她没能约到专访，结果据她说，因为没能完成任务，自己出了路费。
其实，在当今新闻界尤其是体育记者圈里，不要说问几个问题就编出一篇长文来，还有些根本没有此事就完全造假的报道。而吴虹飞是问了很多的问题，却不是很懂得“引经据典”，自由发挥，做了许多“无用功”，实在是有些“笨”。
但也许正是因为“笨”，有些不容易采访到的人，却坐到了她面前。我想，不管初衷如何，她对待职业的态度是诚恳的、充满耐心的。《南方人物周刊》近几年成了一本很受读者欢迎的刊物，这和吴虹飞们的努力和诚恳是分不开的。
去年夏天，她去了美国旅行。我就很奇怪：
一个单身女子，没有任何公派，属于最难通过签证的那类人，不知老美是怎么放心让她去的？后来她告诉我，她一进去就对签证官说，我是一个摇滚歌手，也是一个作家，我想去美国看摇滚乐演出。大概别人是看到了她的诚实，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给她签了。
十一月份她过生日，曾给我打电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她同月同日生。我就开玩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知道，我看过他的《罪与罚》；但你的小说，一会儿这个死了，一会儿那个死了，我一直没看明白，看来你和陀氏太不沾边了。
在这个浮夸的年代，大家都需要有主动“秀”自己的勇气。我觉得吴虹飞其实有些偏内向，不是很善于表现自己。至于她的采访写得怎么样，我推荐大家看看这本访谈录，这是从她三年记者生涯的四十五万多字里精选出来的。除了棋界，书中还写了许多文学、音乐、电影、学界里的知名人物，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她尽量生动、贴切、翔实地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好些了吗？》是她的第一本访谈录，我认为她写得非常精彩，希望以后能够看到第二本、第三本。
2006年11月
第56节：作者后记
作者后记
做记者是偶然。2003年的10月，一个朋友邀请我给《新京报》写专栏，当时这家报纸还没有创刊。后来文化副刊的负责人说，何不来做记者呢？
这个我真是没想过。那时我刚离开学校，在一个国营出版社不知所云地混日子。我就去面试了，很心跳。人家问，你有什么经验？我简直是无言以对：
我没什么经验，而且也不是很善于辞令。但还是做了记者，做的是最不好写的人物专访。《新京报》的口述个人史，始于我，却发扬于后来的同事们。
我虽然在学校辅修过一些新闻课，也假装训练过倒三角体和“5W”，而后来清华的传播学院也是发扬光大，令人始料不及，我却没有得到它的真传。我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沈昌文。虽然沈公风趣幽默，人也和蔼，还用旧上海的派头叫我“吴小姐”，我还是紧张得有些哆嗦。打开录音笔，沈公滔滔不绝地讲了四个小时，我还在美术馆街蹭了他一顿饭。回去一整理，叫“不良老年忏悔录”，红白恋人的事情都写上了，八卦得很，而大家都赞赏沈公之放肆大胆。后来我还邀请沈公参加我们的唱片首发式。那个酒吧乌烟瘴气，喧哗嘈杂，各路人马都在，沈公单枪匹马前来，混迹牛鬼蛇神当中。他真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端的是处乱不惊，这个我很佩服。
音乐是我的最爱，不能侍奉它，怕是人力天意之不逮，而工作是另一个；我喜欢把这些截然分开。后者很像是一个过分严肃的朋友，经常让我诚惶诚恐。可是我依然感激我的工作，它帮助我渡过自我的难关，当然也给我带来过额外的焦虑。可是谁不焦虑呢？在这个神经质的世界。
我因为性格愚驽，经常口不择言。比方说，和艾未未聊天，就问，艾青是你爸爸吧？他就有些讥讽地说，他其实是我舅舅。我竟然没头没脑地顺口说，哦，我一直以为他是你爸爸。
但他还是好。他率领大队人马来看我演出，一口气买了我20张碟，甩出四张大团结来。于是我大热天的背着乐队的光盘送给他，走在路上，跟个倒卖光盘的人似的。他还担心地发短信说：
不要卖掉呀！
做人物记者一晃就是三年。我其实是一个有点内向的人，居然做了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