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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我就要到许多地方。〃他微笑。
我告诉他，他的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并把随身带的一本外国语学院出的《外国文学》送给他，那是澳大利亚文学专号，上面有《人类之树》的前四章。
《人类之树》描写澳大利亚人开发澳洲的艰辛过程。有澳洲〃创世纪〃之称。我亲眼见到澳大利亚丛莽风光之后，才更体会这本书所形象地表现的澳大利亚历史，也更了解书中关于人类开发自然的深刻感受。我们谈到我的旅行，也谈到澳洲的自然景色，那是使人难忘的。
〃便是这景色使我回来。〃怀特说。
这便是怀特之所以为怀特。有些澳大利亚作家成名后便远离故乡，定居国外。如莫里斯·魏斯特（MorrisWest）在意大利，《荆棘鸟》的作者科林·麦克劳（ColleenMeCullough）发财后定居美国。我在阿得雷德见到一位青年女作家，出版了六部小说后即要迁居墨西哥。但是怀特回来了，因为澳洲是他的家乡。我想，比起一般人，作家是更需要祖国的土壤的，是更需要民族的后盾，更需要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哺育的。
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2）
话题转到前天我们看的电影《苔丝》。我和瑙玛从澳洲黄金海岸的兰噶塔飞到悉尼，一下飞机，把箱子藏在杂物室内，就直奔电影院，兴致勃勃地在六部电影中选了《苔丝》。我以为那电影很忠实于原著，对得起我爱好的哈代。
〃我也该看看这电影，〃怀特说，〃只是改编文学作品的电影常使我失望。亲眼见的形象总不大像读书后自己脑海中的形象。〃
对极了。我也有这种想法。尤其是自己最偏爱、最熟悉的作品，最不容易满意。对中国人来说，红楼人物的扮演，大概是最难的了。视觉艺术太实了，很难满足心灵的想象。
也许这就是电影、电视不能代替文学的一个原因？
我们又谈到文学的使命。我在介绍中国当代小说时用了《明镜和号角》这个题目。怀特也认为文学作品应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而不是偏废。〃但是文学作品不能成为宣传品。〃他加了一句。
这时马诺利·拉斯卡里斯（ManolyLascaris）先生走了进来。他是怀特的朋友和陪伴，已经四十年了。《人类之树》便是送给他的。他身材不高，肤色较深，也很亲切。怀特斟茶时说这是为招待我而选的中国茶，问我究竟是什么茶，我可说不出。他又抱来一只哈巴狗，据说也是中国的。狗对着瑙玛和我汪汪大叫，吵个不停。我们还漫步到后院和前廊。后院除了狗以外，还有盆栽的各种花木，其中有一盆是豌豆尖，原来怀特先生也爱吃豌豆尖！这盆绿色的蔬菜使我感到分外亲切。记得小时在昆明，家门前方桌面大的一块地上，种满嫩绿的豌豆尖。那绿色给我憧憬和希望，现在的绿色却使我念及往事，将来若再相逢，就又会有另一层回忆了。前廊上吊着一个盆子，拉斯卡里斯说，他就在这里喂鸟，每天两次。各种鸟都来，也有白鹦鹉。怀特的小说《白鹦鹉》中饲鸟的描写，大概便是从这里来的吧。
我为怀特照相，瑙玛为怀特和我一起照相。照相时他特地把那只中国哈巴狗抱在手中。遗憾的是，回国后照相馆冲洗胶片时不知道是彩色胶卷，结果连黑白的也洗不出了。我只好安慰自己，我不需要那视觉的限制！好在怀特送我的两本书平安随我到了家。一本是《沃斯》，讲的是一八四五年沃斯这个人首次横越澳洲大陆的故事。怀特说这是大家喜欢的书，装潢也好；另一本是《坚实的祭坛》，装潢普通，是企鹅出版社出的。怀特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这书讲的是一对孪生兄弟的故事。他们从小到大，永不分离，分享着相同的一切，但只有对事物的观点不同。哥哥很聪明，看见了一切，却不理解；弟弟是傻瓜，懒得观察什么，却懂得了人生。
我送给怀特一张篆文，写的是〃道可道，非常道〃那一段。听说他对道教有兴趣，这时却无时间多谈了。车来了。他陪我们走下花园，直到木栅门外。他的步履虽不龙钟，也毕竟有些老态。我们握手告别，一再希望再见。我真心相信我们会再见的，在中国，或者在澳大利亚。
在驶往悉尼墓地的途中，我和瑙玛很少说话。我在想着从劳森到怀特的澳大利亚文学。这两位创造澳大利亚文学的人经历不同，风格迥异。劳森文章的朴素的美诉诸人的心灵，怀特的复杂的心理描写不只使人感，也使人思。他那有些神秘主义的色彩又是怎样不同于劳森的质朴的哲理。但他们都从欧洲文化传统而来，又扎根于澳洲的生活现实；都描写人类的开发精神，人类驯化自然环境时所作的奋斗，他们关注着人。这也许是澳大利亚文学的一个传统和特色。
悉尼墓地临海，气氛宁静肃穆。一座座坟墓在逐渐倾斜的坡地上缓缓排向海边。几乎没有一座坟墓是相同的。有的十分豪华，如同讲究的小房屋，有的则十分简朴，似乎显示着七尺棺的本来面目。我们遇见一位中年妇女，她来看望她活着的弟弟守墓人。她热心地帮助我们找到了劳森的墓。
亨利·劳森的墓很简朴，如同他小说的风格一样，占地不过只够一人躺卧，离左右邻居都很近，有些拥挤。一九七二年，即劳森逝世五十周年时重新修理过，墓面还新。我在墓前肃立片刻，又把特地从祖国带去的龙井茶叶轻轻撒在墓的周围。如果劳森知道有一个黑发黑睛的中国人，不远万里来看望他，是否会在他那充满不幸的心中，感到些许安慰呢？
我环顾周围的坟墓，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劳森笔下那些充满同情心的人物：绰号长颈鹿的小伙子，总是张罗着〃把帽子传一传〃，募捐帮助别人；好心的安迪，不肯告诉贝克太太她丈夫死亡的真相。我觉得人世间太需要这种同情、这种热心、这种体贴了。希望我们的读者，都来读一读劳森的书！
当然，劳森描写的〃伙伴情谊〃，是在人开发自然时形成的。像他的诗句所说，先驱者没有被统治的烦恼，他们不见容于自己的故土，到这里来开创家园。现在这一片土地成为充满希望的花园，贪婪又来染指，情况就又不同了。虽然情况变化，但劳森的〃伙伴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和安慰。
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3）
从墓地出来，我们到了悉尼艺术馆，在那里用午餐。这时我想到昨天的午餐。昨天中午我们在一家叫颐和园的中国餐馆里。同席的朋友有澳大利亚理事会①文学局负责人考斯蒂根博士。他是个很有修养、博学而沉静的人。我初到悉尼，在悉尼笔会主席克伦先生欢迎我的家宴上，他也曾出席并讲话。这时他送我一本澳大利亚儿童作品，是把各地区、各民族的许多孩子的作文收在一起编印的。装潢、印刷都很精美，然而最美的是那些孩子的天真的、充满向往的心和话语了，有文法拼法错误都照原样不改，益发显出孩子的本色。从这里，会有伟大的文学家成长起来吧。考斯蒂根博士还安排同席的两位女士饭后陪我参观文学局，也很有意思。
这次午餐时，第一次遇见了克里斯朵夫·考希（ChristopherKoch）。他的长篇小说《艰危一年》描写一九六五年在雅加达的动乱生活，那一年苏加诺下台，几乎有五十万人丧生。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评论说：书中比利·克万这个人，是近年来小说中最值得记住的人物之一。除了这本畅销、扬名的书外，考希还有两本小说：《岛上少年》和《越过海上的墙》，想来都和他所居住的塔斯马尼亚岛上生活有关。应该一提的是，考希崇敬两个中国人。一位是白居易。他通过亚瑟·维利的翻译读了许多中国诗，他最喜欢白居易。在《艰危一年》的扉页上，考希引用了白居易的诗。林庚先生帮助我查到诗的原句。那是《缚戎人》的最后四句：〃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另一位是何其芳。他读过其芳同志的《梦中之路》。我自己一直敬佩其芳同志的文章学问、品格修养，常以为像他那样德才兼备，而且在德才两个领域里又都很全面的人，世上不是很多。考希的谈活使我感到安慰。可见桃李无言，自然会有通往的路。考希说他即将到中国来，希望见到何夫人。后来我在北京又遇见他和诗人哈斯拉克（NicholasHasluck）和报告文学家、评论家安德逊（HughAnderson）两位朋友。因时间匆促，考希没有来得及见到何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