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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竟磕出一地的乡情／／乡下的父亲／头颅是一颗太阳／无论头顶是黑是白／都能把一个个日子照亮”这样的诗是不需要解释的，也不适宜解释，任何高明的解释都很难达到精微的语言之外的韵味和意蕴。世界上有许多诗是需要讲解的，也可能有多重意释的；有些诗不适宜解释而适宜吟诵，只有在吟诵时才能充分感受它的美，才能陶醉在无尽的难以言说的情感里。宜振的这首诗对我就产生了这样的认知。无论诗歌、无论小说、散文，写父亲的篇章太多太多了，精晶也不少，宜振的这一首且不判断算不算精品，却可以说出类拔萃。
在宜振的诗集里，通本都布满着这样的词汇，绿草、花瓣、蝴蝶、小鸟、麦子、幼芽、萤火、灯笼、青蛙、池塘、火苗、月亮、星星、羽毛、苍鹰、鸿雁、鸟巢、鸟蛋、蟋蟀、蝈蝈、油菜花、稻田、纺车、炊烟、烟袋等等。宜振自己不知是否留意，在阅读者我的感觉里，却是如此强烈。这些语汇漫散在整本诗篇诗句中，阅读者的心境和情怀不觉中泛潮起诗意了。这些语汇原本都是最富于生命活力的，它们从诗人宜振的胸膛倾泄出来，进入我的视野，触动我的神经，满心都潮起生命的活力了。我现在大致可以冒昧猜测宜振永远眯眯的笑脸和绵软的声音了，一个眼里和心中装满绿草、花瓣、鸟鸣、虫叫、蝶舞的人，大约不会在乎生活里的龌龊的。一生都能保持如此美好的笑容和声音的宜振，令我在感动之同时又分外钦敬。
宜振一生都沉浸在儿童的心灵世界，一生都在为着儿童工作（编辑《少年月刊》）。他吟诵不止，孜孜不倦，永不满足，追求着心灵的完美和诗的境界的完美。有一首《摸亮》的诗当是他这种追求的写照：“我摸一个词语／从嫩摸到老／我想把它摸亮。／／我摸一个句子／从青摸到黄／我想把它摸亮……”我读这样的诗，同样以为只可意会而不必言说。我惊讶“从嫩摸到老”、“从青摸到黄”这样漂亮的句子。我几乎心同身受般可以感知到艺术探索的兴致和艰难。我想到了古人的“推敲”。我也想到了海明威以无比的毅力追求自己创造境界的感人故事。他有一句名言概括得十分生动，叫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海明威“寻找”的“句子”和宜振“摸”索“词语”和“句子”的精神是一样的，都是要得到只能是属于“自己的句子”。只有“自己的句子”才是具有艺术个性的“句子”，才是不会被淹没的“句子”。
我想以宜振《母亲的嘱咐》来互勉：“临走的时候／把母亲水灵灵的嘱咐／掐一段 放在阳光下／晒干 装进小小的／旅行袋／饥时嚼一点／渴时 嚼一点／一小段晒干的／话儿 嚼它／需要我一生的／时间。”这样的诗，我一触摸，便有一种质感，这是一个艺术家用事业的大锤，溅着满心的生命之火，锻铸出来的一个凛凛然的大写的关于人的诗句。这种被称作诗的句子，轻才小慧者难以获得，肤浅浮躁者难以寻找，只有宜振这样把智慧和用心完全投入创造的人，才可能在几十年不改不移的追寻和摸索中获取。这是生命体验的真谛。诵读这样的句子，也就诵读着生命和创造的韵味，一种踏实，一种尊严，一种执著，一种执火前行而不惜焚毁的神圣。
我想和着宜振吟诵的旋律，咀嚼那一段被“晒干的话儿”，为生命壮行。
2003年11月21日二府庄
栏目主持人：阎延文
“反道德”“反文化先锋”“流行诗”的写作误区
■ 陈 超
近几年来，由于网络成为诗歌的另一个主要的发表“现场”，诗坛似乎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热闹。但是，我不同意将热闹直接等同于“繁荣”，我以为，诗界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写作意识上的偏狭和迷误。诗歌的繁荣，只有一个可靠标准，就是看它出现了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而不是发出了多少可称之为诗的东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不能说举国铺天盖地的“大跃进”民歌就是诗的繁荣吧？这么说，也不意味着我蔑视“网络诗歌”，诗的好坏，与发表的方式无关。我只是感到，当下先锋诗歌就其颇有代表性的写作意识及流向而言，呈现出新一轮的狭隘化、蒙昧主义、独断论。考虑到它可能进一步恶性发展，有必要及时提出批评。
就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而言，“先锋”本来就是不“流行”的。先锋就是意识和技艺上超前的先驱的探索。然而，近些年蹊跷频生，我们也见惯不奇了，在诗歌界（大量网络诗歌和纸刊）流行的正是“日常主义先锋诗”浪潮。它们构成了新世纪初的“流行诗”。我命名的“先锋流行诗”，其基本模样是这样的；反道德，反文化，青春躁动期的怪癖和里比多的本能宣泄，公共化的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统一化的“口语”语型，俏皮话式的自恋和自虐的奇特混合，琐屑而纷乱的低匍的“记实性”。它们只有一个时间——现在，只有一种情境——乖戾，只有一种体验方式——人的自然之躯，只有一种发生学图式——即兴，只有一个主题——反XX。
我本不是“高雅而严肃”的作者和读者，有我大量的诗文为证。就诗歌阅读而言，我有着不比别人少的世俗趣味。因此，即使是对上述模样的“流行诗”，我也并不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相反，从职业考虑我还读了不少——这是我能够发言的基础——有些诗诙谐、尖利、简捷、不装孙子，让人轻松。所以，我认为这种流行诗仍应属于“广义”的先锋诗，而不是被高雅人士斥责的“伪诗”。这篇批评文章潜在的前捉或起点是，我局部认同我所批评的对象（它有趣味有价值的方面），而对它的蒙昧之处也不想继续沉默。
就这种先锋“流行诗”的写作意识和文本观感而言，我越来越觉得，诗人们在不少大的意向上，其认识力和写作能力日渐变得狭隘，或是自我减缩、自我剥夺；它们不但给初涉诗歌的文学青年（以网虫为甚）造成了误导，而且带来了先锋诗写作中的新的阻塞。就其恶性膨胀的态势，我们选择两个问题略加辨析或讨论。
比如诗歌写作中的“非道德化”与“反道德”的差异问题，就成为流行诗的巨大盲点。“非道德化”与“反道德”是不同的。对这个前提的不明确，导致了一系列不明确。狭隘与教条自然就产生了。
对文学艺术特别是先锋诗歌而言，我一直持一种“非道德化”立场。诗是个体生命的本真展开，它的意味和兴趣是自由的、变动不居的，它应有能力包容个人化的经验，奇思异想乃至自由的性情。将世俗意义上的“道德正确”，作为衡估诗品的准绳，会扼杀掉诗歌的活力、经验承载力、求真意志、原创精神。如果只按是否合乎或是否推助了“道德”来要求诗歌，很明显，古今中外（特别是二十世纪末以降的现代诗）许多杰出的诗作就要重新评价了。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新诗中存在“惟道德”倾向。因此，“白洋淀诗群”、后期的朦胧诗和新生代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非道德化”倾向。诗人们真实地写出了对生命和生存的体验，使诗与思呈现出丰富的面目，并由此带来诗歌经验的复杂深度，话语的巨大包容力——这是人们都看到的简单的事实，但是如何厘定这个事实的准确含义？我一‘直以为无须多说，而目睹当下诗坛的情势，我日益感到有必要将此含义再澄清一下。
在我看来，“非道德化”的意思是，在诗歌写作中，诗人不拘囿于道德问题，无论它是形而下的实用道德，还是形而上的道德理念，诗人既不去考虑是否合乎它，也不去考虑是否嘲弄、反对、颠覆它。诗歌写作是生命和语言的相互打开，是更为开阔也更为有趣的事，诗人在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中自由地游走，将个人的经验和话语才智凝结为丰富奇异的文本，享受自由写作带来的身心激荡和欢愉敞亮。优秀的先锋诗人作为有魅力的“文学性个人”，他们的生命经验、书写的活力，均在话语里真正扎下了根，形成了非道德化写作的连续文脉。道德，在他们的诗中，既非依恃，也非对立面，诗人的视域远远超越了它。
由此，我们可以比照出当前日常主义“先锋流行诗”在写作意识及文本显示上的孱弱和单薄。本来可以作为珍贵的经验积累的“非道德化”倾向，到九十年代中后，似乎被一些自诩为“后现代”的口语诗人畸变发展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