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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伊家老终于无法忍耐这冗长的仪式，他恼羞成怒地下令众武士杀死眼前这个“老疯子”，津云半四郎只得以另一种仪式——剑道迎战，虽以一敌众，仍显出非凡身手，最终他击杀家臣四名，重伤八名，捣毁了井伊家的祖坛。在身负重伤下，井伊家臣派出了铁枪手。身中枪弹的津云半四郎掉转刀刃，切腹而死。此后，井伊家老吩咐手下人到被削去发髻的矢崎隼人等家中逼他们切腹。
影片《切腹》改编自泷口康彦的《异闻浪人记》，其故事与历史《井伊家觉书》中记载的故事有相同的描述。就是说，这个充满切腹仪式的故事，是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的。
顺便说一下，小林正树的电影从不渲染暴力和杀戮， 或者说，他的暴力和杀戮因为充满了仪式，而变得温文尔雅。
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切腹都是极其血腥难看而又痛苦不堪的自杀方式。很长时间，我都不解，日本人为何要选择如此残酷暴力的仪式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看了影片《切腹》后，我特地请教了一位对日本文化向有研究的朋友，他告诉我，切腹自杀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从12世纪开始，它就成为上层武士用以洗刷自己耻辱的惟一方式。据说，公元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是切腹的最早来源。切腹的开始盛行，是在镰仓幕府以后，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切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切腹，占了绝大多数，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江户开埠以后，社会政治相对平稳，因殉死而切腹，和作为刑罚的“诘腹”逐渐占了主流。虽然幕府严令禁止殉死，但是根本无法阻止。据说，切腹之所以在现代日本仍被沿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8世纪的一出著名戏剧《忠臣藏》，这出戏向成千上万的普通日本人宣扬了自杀的光荣和伟大。该戏改编于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一个名叫“判官”的藩主为了警告一个对他妻子图谋不轨的人，在神社中舞弄刀剑，从而触犯禁律，被迫切腹自杀。这场切腹发生时，舞台上挤满了家臣和傲慢的官员，扮演判官的演员跪下来，进行最后的慷慨陈词，然后勇敢地结束了生命。因为场面惨烈悲壮，判官的自杀又显得特别英勇无畏，以至于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深信切腹自杀是最高贵的死亡方式。
那么，日本人为何把切腹而不是“切”其他部位作为崇高的死亡仪式？最普遍和似是而非的观点是：古代许多国家和民族认为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采取剖腹以示众人的方法和仪式。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在切腹中慷慨赴死的人，之所以没有畏惧，是因为内心有着更可寄托的来生。
红磨坊
仪式是一种精神需要，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更作用于心灵。譬如，观看升国旗的仪式，在颁奖台上倾听国歌高奏，置身现场的人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而不在现场，通过电视观看的人则要冷静得多。还有，人在舞台上投入地歌唱，往往可以在声情并茂中唱得涕泪交流，而若只在下面随意地哼唱则会十分恬淡。
身在仪式中和置身仪式外，小小差别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仪式是礼仪和程式合二为一的结晶，所有的仪式都属于形式的范畴，但仪式高于形式，就在于仪式具有着宗教般的情感寓意。比如加入党派组织的宣誓仪式、总统就职、司法审判的程式、法官宣誓制度等等，都是在强化其作为当事者的身份代言人和某种象征的角色意识。
虽然中国自古缺少宗教信仰，但古代的仪式还是颇为讲究，主要表现在祭祀、节日、司法和婚丧嫁娶等世俗生活层面。
我没有专业法律的实践，但我知道，在那庄严的法治领域，法律仪式具有着丰富的“程序正义”的价值内涵。中国古代的法官通常是用喝堂威、拍惊堂木、举“回避”和“肃静”牌仪式来传达法律的凛然不可侵犯。在典型的人治社会里，那些表面化的吓人仪式，主要是用来训民、愚民和束缚小小老百姓的幌子。但在法制社会里，某些传统的司法仪式仍是彰显司法威权的必要手段。有位法官朋友告诉我，法律的实施就是经过这一系列复杂而庄重的程序化乃至仪式化的运作，才使概念的法律超越世俗，超越一般意义的人格化，凸显出无可质疑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庄严的仪式需要某些外在的符号来体现，比如服饰和标识。2001年，中国对法官制服和检察官制服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了肩章、大沿帽等军事化色彩较浓的装饰，采用法官袍及佩戴胸徽的西服式制服。据专家称，这些静态的司法符号的变迁表明中国司法文化正在逐步与国际接轨，逐步走向成熟的科学与文明。用行话就是：通过仪式体现正义。
再繁复的仪式也无法代替仪式中的人群，仪式毕竟是人制作出来的。
在法国影片《仪式》中，新浪潮老将克劳德·察布罗尔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杀戮故事：索菲应聘到偏僻的利埃维尔家庭当女管家，她与当地的女邮递员冉娜很快成为密友，因为一些小事，两人对利埃维尔家人心存怨愤。随着时间推移，索菲一直尽力掩盖的文盲状态被发现并被揭露，她被利埃维尔辞退。在一个电视直播莫扎特歌剧的夜晚，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索菲伙同冉娜，持枪血洗了利埃维尔一家。该片曾多次获得国际奖项，但我始终有些懵懂，不知影片为何叫仪式。（法国影片《仪式》剧照）
所有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极大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乞讨者，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姿态为发达城市增添了最具社会观赏价值的“行为艺术”群像。
在我居住的深圳某小区的进口，正对着一间很大的香港品牌的超市，居民出入超市的必经之地——马路边、树阴下，常常成为乞讨者们青睐的表演场。
新年的一天，我经过那间超市，先在路边见到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乞讨女孩，她体态玲珑，身着花衣，双膝跪地，眼前的水泥地面上用粉笔写着一片工整漂亮的乞讨文，内容是陈述自己父母病重无钱医治等等。和大多数乞讨者不同，她不停地大幅度鞠躬，脑后的两条马尾辫随着鞠躬而甩来甩去，活像一个电动玩具，节奏感把握得非常适度。不远处的超市门前恰好在放促销的音乐，乞讨女孩的鞠躬仿佛就是配合着音乐的表演，很是吸引路人的眼球。离乞讨女孩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一个双腿萎缩的男青年也在乞讨。他完全是另外一种风度，面如庙里的和尚，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只在两腿前摆放着一个破的搪瓷盆，里面自然放着几枚散碎的零钱，表明了在此“打坐”的目的。
往返超市，我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约一部好莱坞电影的长度），两个乞讨者几乎没有一点变化，收入似乎也都没有增加。男的仍是静如处子，女的仍是鞠躬如电动兔子。一静一动，一男一女，两个乞讨者，让我忽生感慨。表面看他们是为了受人施舍，但他们的举动却是一种迷人的修炼仪式。通常意义上的尊严概念已不适合他们，对收入的乞求也变成了可多可少的姜太公式的随遇而安。多给几个硬币、少给几个甚至不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出现在这“人生的舞台”，给不给钱都是一种承认，只要你向他们投以目光。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艺术”超越了常人的道德巢穴，让整个世界成为冷漠的薄情者。他们以乞讨者的身份证明了世界的不公，并无声呼唤着公平和爱心。他们与世界的关系，由此放射出一种既剑拔弩张又心平气和的光。他们个人的工作性质也从不劳而获的索取潜移默化成理直气壮的要账。一句话，他们以自己特有的仪式，让所有的过路人成了亏心的欠债者。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曾有采访丐帮的经历。在那个庞大而等级森严的王国里，除了极少数一时窘迫而为之的乞讨者，多数都是年富力强的职业乞丐。他们把乞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就像官员、医生、记者、作家的职业一样，乞讨就是他们自己选择并喜爱的职业。其中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