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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还没有老到丧失创作能力的程度，有那精力，我还不如写一本新的呢！
就这样，小布头被搁置起来了，一搁就是四年多。
在这期间，我并没有得到安宁。我常常收到当年的小读者写来的信，其中多数是讲要给自己的孩子也买本“小布头”，但是书店里没有，问我怎么才能买到。有些信里还夹有邮票和现钞，求我无论如何要帮他们买一本。一位年轻的妈妈写来的很长的信里说，她每天凭着记忆给自己的孩子讲小布头的故事，但时间太久，有些地方已记不清楚了。她就跑了好多书店去找，但哪儿都没有。接下来，她呼唤说：“小布头啊，你在哪里？”小布头在我的书柜里，但也为数不多，很快就寄光了。我不能把退回的钱也装进信封里寄，还是要跑邮局。每逢报上有什么报道，把我的名字同外交学院联系起来，就会有一批信寻到门上来。终于，我连珍贵保存的一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书也赠掉了。
有的信非常令人感动，使我没有办法不尽心力。
看来，我要埋葬掉小布头，为时还稍早了些。
我不好埋葬小布头，还由于，它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孩子。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叶至善、李庚和韩淑锦等同志都为他的诞生付出过心血，尤其是叶至善同志。当时至善同志是出版社的领导，但是从审稿，安排画家制作插图直到考虑版面设计原则、开本大小和使用几号铅字这些具体琐细的事，他都亲自去做，连“内容提要”都是他自己动手写的。由于他的辛勤劳动，从我把修改稿交给他到我拿到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样书，前后只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中国少儿社之后，他仍一直惦念着小布头，称他作“嫁出去的女儿”。他确是把小布头当作自己的孩子的。1980年2月，我参加《儿童文学》一次发奖会。至善同志的长子叶三午听说我叫孙幼军，跑过来说：“你怎么不去看看我爸爸？他总是挂念着你，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多半已经不在世了。我爸爸还从图书馆给我借来不少关于非洲的书，说咱们这儿有‘文革’，让小布头到非洲去一趟吧！他是让我写‘续集’。我说，我跟他语言风格完全不一样，怎么写？我爸就说：‘你学嘛！’弄得我没有办法。这回就好啦！”我知道至善同志当初拿到原稿，曾让念小学的女儿小沫试读，听取她的意见。事隔十多年，他又拖住儿子来帮忙。他对小布头，真可说是一往情深了！我有什么权利独断独行，轻易就“枪毙”呢？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现在的一些朋友也没忘记这本书，一再催促我尽快完成修改工作。
有这些做动力，我终于把这本书修改出来了。
这本新版的《小布头奇遇记》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我只把“人民公社”和与此相关的“生产队”、“社员”之类词儿去掉，而那些人物、那些情节，都原封未动。标语口号也大多保留下来，因为当时就是那样子的。一些枯燥无味，孩子又不可能懂的个别段落，如苹苹的爸爸念报，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略去了。改动的重点在于增加故事的趣味性，把罗嗦重复的“小布头又讲了一个故事”，整章地删去，而增写了小布头第二次进鼠洞的故事约一万字。这大抵相当于我删掉的总字数，可以维持原书的篇幅，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它有助于丰富小布头、小黑熊、布猴子等人物形象。
总的说，好比一个人，生就的一张丑脸，我做的只是给他刮刮胡子，洗洗脸，理理发。我不能把他的鼻子割下来，向上移动一厘米。就算我有那本事，我也不该那么做，否则，张三就不是张三，变成李四了。而当年的小读者在那里寻找的，正是这个丑张三。
封面、插图都是原来的。沈培的儿童画极可爱，而这本书的插图，又是他付出过特别的努力的。为了小布头的造型，他画了好多张各种各样的形象，反复进行比较、选择。小布头这个人物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是和沈培成功的插图分不开的。我不心疼删去的章节，却心疼这些章节的插图。所以有时候为保留插图，我把想删的文字也勉强保留下来了。
面对着厚厚的一大叠剪贴稿，我不禁想：现在的小读者，还会像他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一样地喜欢这本书吗？我实在没有把握。至于将来他们会到书店里为自己的孩子寻找这本书，我更是想也不敢想了！
孙幼军
1993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