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声，还有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的德军夜航机偶尔飞过。
玛丽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这里，在这儿尚未收割的玉米地里，只有她一个人留在德国人的后方，战线已经越来越远地推向东去，根据德军司令部的命令，周围的村庄都已被烧得精光，野蛮屠杀之后幸存的居民已被驱往德国。在这荒凉偏僻的一带，除了她玛丽娅之外，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
玛丽娅哭得浑身颤抖着。她由于害怕黑暗，又重新钻到玉米衣堆中，等身体暖和一些之后便睡着了。
她又梦见自己生活中的几个零碎片断：许久以前埋葬母亲的情况，五月的一个月夜在森林中同伊万的热烈拥抱，愉快的割草时节，小河两岸被春汛淹没的狭长地带，镰刀割下的青草的醉人气味。
她忽而又梦见自己是十八岁的新娘，身穿白色连衣裙，被她称心如意的伊万当众第一次亲吻，心里甜蜜地一动不动。
忽而听到区里来的全权代表建议大家加入集体农庄的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村里男人们的高声争论和骂街声。
忽而她又被凛冽的寒冬折磨得好苦，不断咒骂千疮百孔的农庄牛棚和不肯修理牛棚屋顶的农庄主席，咒骂把她两手都累肿了的挤奶工作……
几只喜鹊的吱喳叫声把玛丽娅惊醒了。她睁开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这几只小鸟。有两只喜鹊摇摇晃晃地落在微微倒伏的玉米杆上，吱吱喳喳地谈论着什么。这种寂静以及三天不曾见过的活鸟，都使她感到惊讶。炮声在很远的地方隆隆响着。阳光照射着玉米穗。垅沟中的青草在挂满露珠，仿佛是用银子打出来的一样。玛丽娅掀开玉米衣坐了起来。喜鹊马上飞走了。
饥渴使玛丽娅浑身无力。她站起来，立即感到一阵十分难受的恶心和晕眩。
“怎么办？”玛丽娅想道。
“到哪儿去呢？”她想起农庄庄员曾经挨着玉米地种了马铃薯、甜菜和白菜，而且也都还没有收。
“我就到那边去，”玛丽娅下了决心，“要不然，我非死不可。”
她向西边的田埂慢慢走去，象被人追捕似地向四处环顾，尽量不碰着玉米秆，以免干叶的唰唰声把自己暴露……
她身材矮小，眼珠黑褐，鼻子上有几颗不显眼的雀斑。她蹒跚地走着，身体半裸，因为被血迹浸得变了颜色，并且被撕成碎布条一样的衣服只能勉强遮掩着身子。披散在两肩的栗色头发上横七竖八地挂着一些玉米衣和易断的艾嵩茎，两条光着的腿上那丰满圆润的腿肚子被划破了，上面满是擦伤。
她走上田埂，四下看看，由于担心碰到德国人，因而在马铃薯茎叶的行距间爬行。她头也不抬，就用一只手拽来一株马铃薯。满是伤痕的手指疼痛难忍，但她终于拔出两颗马铃薯来，用两个手掌搓了几下，去掉干土块，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淡而无味的马铃薯非但不能消除饥饿，反而引起胃中一阵刀割似的剧痛。
玛丽娅躺在垅沟里，把双手垫到头底下，闭上眼睛。她满怀悲痛地回忆起自己这些年生活中的全部精神寄托，以及如何落到孤身一人这个地步的情景……
第三章
内战期间，白匪军的讨伐队枪杀了她的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当时玛丽娅只有七岁，但她记得，四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哥萨克把父亲五花大绑，押到邻居家柴棚的泥墙边，枪杀了他，又把他的尸体抛上一辆大车，还用粪肥盖在上面，拉到田里。那是早春时节，沤了一冬的粪肥冒着缕缕透明的蒸汽，几匹瘦马红长时间也没能把大车从泥泞中拖出来。白匪走后，村人们把父亲的尸体运回村里，埋葬到墓地。母亲去世时，玛丽娅是十六岁。她成了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于是，她家的邻居——伊万的父母——便来照看她。他们给她修好了破房子，帮她用柳条篱笆围起院子。伊万比玛丽娅年长三岁。他俩都只能读完小学四年级，因为学校离得很远，在区中心镇上，再说还得干活糊口。伊万和玛丽娅都是共青团员。她俩都是头一批参加集体农庄的人。娇小玲珑、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玛丽娅早就被伊万喜欢上了，他俩经常在树林里散步，有多少个漫长的夜晚都一起坐在村后那条浅溪的岸边。不久之后他俩便结了婚，婚后一年玛丽娅生了个儿子，取名叫瓦夏。
魁梧有力的伊万钟爱自己的妻子。他喜欢背着村人把她抱在怀里，因为她身材娇小，所以管她叫“小图钉”，又因为她鼻梁上有几粒不显眼的雀斑，所以又称她“小花脸”。年复一年地过去了，伊万的爱情却没有消退。因为玛丽娅的性情沉静安详，因为她的纯朴，因为他们家中总是那样洁净舒适，所以他对玛丽娅更加眷恋，更加尊重。玛丽娅则对他回报以同样的爱情。
他们两人都在列宁集体农庄第三生产队干活：伊万当司机，玛丽娅是挤奶员。农庄管委会离得很远，在三十多公里以外，位于荒僻草原的这个村子里的全体成年居民就组成了第三生产队：他们播种粮食，饲养牛、羊、猪。领导生产队的是老共产党员、从前的牧羊人费奥多尔大数。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伊万。
战争爆发之前，伊万和玛丽娅在农庄的帮助下盖了一栋新房，新开了一片果园。房子盖在村边。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安度一生。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战争爆发的当天，伊万、队长费奥多尔大叔和另外十一名村人便被召到军事委员会，派往前线去。秋天，费奥多尔大叔的妻子玛尔法大婶收到了阵亡通知。又过了几个月，瘦骨嶙峋、面目全非的伊万回到村里。他的左臂从肘部靠上的地方起被锯掉了。玛丽娅因为丈夫归来而欢天喜地 ，尽其所能地劝慰他，不过，他显然是在一个不祥的时刻回到家里来的。战争的巨浪正在不可阻挡地逼近这个小村。德国人在南方的夏季攻势进展顺利。苏军正在向伏尔加河及高加索退却。就在那些日子里，好象故意为难似地，伊万发起高烧来，残肢出现了瘘管。集体农庄主席把他送到区里的医院去看，医院说残肢的骨头正在发炎，叫做骨髓炎，这种病需要专门治疗，可是医生们目前又无法保证给以这种治疗，因为全部医务人员都正在疏散。
伊万从医院回来以后的那些天是他们家庭生活当中最困难的日子……
现在，玛丽娅躺在干枯的马铃薯茎叶中间，回忆着充满痛苦、眼泪和不祥预感的那些日子，那是些象等待死亡一样等待着发声某种不可避免、而且又无可挽回的事情的可怕日子。她记得伊万当时说的每一句话和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记得那些话是在什么地方说的，是怎样说的，她记得重病在身的丈夫的面部表情，也记得十岁的小瓦夏是怎样哭的……
伊万从医院回来以后，便躺到摆在一棵老苹果树荫下的那张宽大的长木椅上。那是种植新果园时没有刨掉，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棵树。这棵苹果树是伊万的爷爷在很久以前栽下的。爷爷家的后院与小溪毗连，后来，爷爷去世了，后院便荒芜了。到了战争之前伊万和玛丽娅在爷爷这个凋零的院落里选中了一块合适的地方，盖起了房子，也留下了这棵老苹果树……
那是一个温暖的八月天。阳光透过苹果树叶洒落下来。树枝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一个个光点在地面上闪闪烁烁地跳动。伊万把一件棉衣垫在头下，闭目躺着。玛丽娅坐在他身边，把他一只滚烫的手攥在自己手里。小瓦夏在刚刚浇过水的葱 里蹲着拔草。四周是一片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一只孤零零的蜜蜂在幼树丛中煞有介事地嗡嗡叫着。突然，一阵奇怪的、拖得很长的声音传到玛丽娅耳中。她觉得，好象在很远的地方响着隆隆雷声。她抬起头一看：蔚蓝的天空中连一小朵云彩都没有，太阳在照耀着。然而远方依稀可闻的阵阵雷声并没有停息。
伊万睁开眼睛，谛听一阵，又凝视着玛丽娅的眼睛。
“咱们得走了，”他说，“这是他们来啦。”
玛丽娅没有听懂。
“他们是谁呀？”
“德国人。”
“你说什么呀，瓦尼亚？”玛丽娅恐惧地说。“哪些德国人？”
“就是那些德国人呗，”伊万说。“看样子，他们很快就会来到这里的。”
玛丽娅从来没有看到过丈夫的这样一副面孔：他用忧郁红肿的眼睛望着她。没有刮脸、满是淡白色胡子茬的双颊深陷下去，颧骨上泛着病态的红晕，裂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