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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玛丽娅难为情地说，“我们在学校里没学过讲神甫演戏的课程。”
辅导员纵声大笑起来。
“不能一下子什么都学到。你们还会学的。可现在，小玛莎，我要求你一件事，就是不要再上教堂去了，不要给咱们少先大队、给你故去的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丢脸，还是好好学习，多看书吧，这样你就会自己把一切都搞明白的……”
玛丽娅记住了这次谈话。假期中，她把这次谈话告诉了母亲，详细打听已故的父亲怎样生活，信仰什么。母亲沉思起来。她沉默一会儿，抚摸着女儿的淡褐色头发低声说：
“要听你们这位辅导员的话，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是中学毕业的。至于你父亲嘛？怎么说呢，父亲不信上帝。他心里想着不是上帝，而是穷人……”
同母亲谈话以后，玛丽娅不再上教堂去了。再说也没人带她去了，因为道姆娜老婆婆没过多久就患病去世了。玛丽娅长大起来，她开始明白上帝国主义是人们自己臆造出来的，明白人们最好成绩是在大地上建造天堂，不挨饿，不争吵，不互相残杀。少先队的远足、林中空地上炽烈的篝火旁边的歌声、学校里的功课、共青团——都在玛丽娅身上留下了痕迹。虽然因为需要帮助母亲，她没能上到中学毕业，但她在思想上坚定了一个信念：人的一生中最主要的就是为人们做好事。
这天夜里玛丽娅坐在苹果树下，保护着绵羊不受狼群侵害，一面望着星空思索：她的一生、她所不得不经受的全部损失，都只不过是自己在这可怕的孤独时刻应该完成的、过分艰难的事情的第一步，不仅是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而且也是为了在村中田野上艰辛劳动过的那些人，她自己应该做、而且有义务去做完的事情的第一步。他们的劳动不仅是为了自身和自己的子女，而且也是为了许多不曾见过面的，互不相识，也永远不会相见、相识的人们。集体农庄的田野辽阔得一望无际，这使她发怵。德国人到来之前，在这片田野上干活的是第三生产队全体队员，共有六十三个人，他们是靠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汽车、马和马车干活的。全生产队种植起来的一切，如今都得由她玛丽娅一人来收割了。“反正我不能躲开，我要干，”玛丽娅想道，“我要没日没夜地干。我白天刨马铃薯和甜菜，至于割向日葵和掰玉米嘛，摸黑干也行。”
早晨，她数了数绵羊。一共有九只。玛丽娅把这些走失了的绵羊同奶牛圈在一起。地方是足够的。
到了十一月，天气越来越冷，雪下得更频。冰冷的暴雨下得更多了。玛丽娅还是到地里去割向日葵花盘，掰玉米棒子，在马铃薯地里干活。她吃马铃薯，喝牛奶，早已忘记了面包的味道。有几次她把铝制保温桶上盖子上的螺丝拧紧，用牛奶搅出了奶油，她尽量吃得好一些，免得瘦弱下去，临了生起病来。
“生病可不得了，”她警告自己说，“到那时候呀，连我带我肚里的孩子，都得完蛋啦。”
她忘记过去了多少日子，不知道到了什么月份，她也不去想这些了。她的手掌在劳动中变硬了，满手都是血泡破后长成的老茧。她感到很快就要耗尽最后一点力气了，于是决定歇一天。晚上烧了热水，洗了澡，沉沉地睡了一整夜，早晨又走出地窖。
第十六章
太阳并不晃眼地照耀着。夜间，严寒把雨水洼冻成薄冰，枯草和苹果树的秃枝上落着一层亮晶晶的白霜。玛丽娅向小河边走去。小河上也有一层镀金似的冰面在阳光下闪耀。她小心地过了河，沿着战壕走去，直到此刻她才注意到，远处也有一些一模一样的黑色土筑胸墙。
“看样子，”她想道：“那里也是战壕，我过去瞧瞧。”
她从容地走着，不断四下看着，提防着有人在这宽阔的河边地带发现她。这些战壕同玛丽娅已经去过的拿下战壕很相似，弯弯曲曲地向前延伸着。它的后面，象河边那儿一样，有些疏疏落落的个别的小战壕——那是机枪掩体和交通沟。
玛丽娅走进战壕，眼睛看着脚下往前走。这里也到处扔着步枪的子弹壳，弹药箱、被踩进土里的绷带、空烟盒和许多烟头。墙壁上倚着几支步枪，壁上的侧坑里有几个手榴弹闪着暗淡的光。
在人们未经激战留下的这个阵地上呈现出一派异样恐怖的寂静。以至玛丽娅感到害怕了。
她停住脚步，环顾一周，突然看到战壕中拐弯处有一个阵亡的士兵。他倒在胸墙上，两腿稍微叉开，双手紧握着机枪把。死者的面孔和两只手是坟墓中的那种灰色，钢盔已被击穿，大衣的一只袖子上有一颗鲜红耀眼的红五星。
玛丽娅在死者脚旁站了很久。看情形，这位年轻的指导员是为了掩护战友们撤退，独自一人留在机枪旁狙击进攻的德国人，用猛烈的火力把他们压得趴在地上。战壕外边的远处，在机枪枪口对准的方向，横七竖八地扔着几十个敌人的钢盔。玛丽娅明白，是德国人把自己士兵的尸体拖走了，而手握机枪牺牲的指导员就这样留在战壕的胸墙上，仿佛是它的最后一名常任卫士……
玛丽娅爬到上面，试着把死者与机枪分开，但死者僵硬的手指弯不回去，好像同武器长到了一起。玛丽娅从死者头上摘下被击穿的钢盔。柔软的深褐色头发被风吹得微微拂动。左太阳穴稍上一点，有一片凝结了的凸凹不平的血块。
玛丽娅跪下来，看了看死去的指导员。
“你等一等，亲爱的，”她说道。“我这就去拿一把锹来。你不能这样躺着。你的身体会被乌鸦啄烂，会被狼群撕成碎块在草原上拖来拖去的……得把你埋起来，可这里的掘墓人只剩下了我一个……我要是死了，还不知道有谁来埋呢……”
她取来铁锹、铁丝，久久地俯身站在指导员身旁，考虑着将他葬在什么地方。
“我亲爱的孩子，”玛丽娅说，“就把你埋在这里，埋在你防守的战壕中，把你放到壕底，撒上土，这对我来说再容易不过了。可是难道能这样做吗？有朝一日战争结束了，人们返回村来，把战壕填平，那就没人能知道你葬在什么地方，没人能找到你的坟墓了。”
在距战壕不远的地方，小河边的宽阔地带稍稍有些隆起，城里来的地形测绘人员还在战前就在这块高地上设立一个不知干什么用的高台。战争爆发后，军事委员会的一位军官命令庄员们把高台拆掉，说它可能被敌人用作炮兵射击的方位目标。高台拆除了，木头被劈成劈柴，不过安放高台的方形土台还留在那里。玛丽娅决定把指导员埋葬在土台旁边为的是从远处就能看到他的坟墓。
她把夜间冻硬的一层土刨开之后便开始挖墓坑，挖了很久。休息时，她就朝那个不能同机枪分开的、已经死去的指导员躺着的方向看上几眼。
玛丽娅知道自己无法把指导员僵硬的双手掰开，所以把坟坑挖得比需要的尺寸长得多，好把死者同机枪一道埋葬起来。
玛丽娅做完这件困难的工作，回到战壕的胸墙处，用铁丝捆住死者的后背和双臂，又用这根铁丝把机枪支架和枪身缠了几道，然后气喘吁吁地把死者向墓穴拖去。
她感到十分吃力。她停了下来，休息片刻，把铁丝的一端挽成一个套，裹上大衣襟，免得铁丝把胸部勒得太疼，然后把死者接着往前拖。每走五、六步就停下来歇一歇。
她走到坑边便停下脚步，摘下铁丝套，心里想道：“得把他的脸转过来，让他按俄国的风俗脸朝上躺在坟里，头朝日落的方向，脚朝日出的方向……”
她蹲下来，一只手扳动死者，另一只手推着沉重的机枪，设法使它也翻转过来。死者终于仰面躺着了，而机枪却是轮子朝天。
玛丽娅看到的是一张非常年轻的面孔，嘴唇上方留有一撇稀疏的黑色小胡子。
“这个孩子是为了显得庄重才留胡子的。”她心疼得想到。“看样子，他对自己这撇胎毛似的小胡子还很满意呢……”
进攻的德国人显然没有顾得上这个被击毙的机枪射手。正是他把德国人阻挡在通往战壕的要道上，而且阻挡了那么久。指导员的腰带上挂着军官用的军用挎包和一个解开了盖的手枪套。
玛丽娅解下他的腰带，从枪套里抽出略有锈迹的手枪，想了一下，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