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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边，就在那被炸毁的养牛场后面，自从有村子以来就是一片墓地。墓地没有墙围着，它今天在那个并不陡峭的山冈脚下显得格外凄凉幽暗。玛丽娅向墓地走去。两条狗紧紧跟着她。她在头一座坟墓前停下来，坟上插着的木头十字架已经歪了，村里那些上年纪的人说，这片墓地也就是从这座坟开始逐渐形成的，这座坟里埋葬着村里的第一个居民、伊万的祖先——科尔涅老爷爷。人们说，科尔涅老爷爷那间破败的茅舍原先就在伊万后来盖房的地方。他们还说，科尔涅老爷爷原是一个农奴，是从地主那里逃到这片当时还非常偏僻、满目荒凉的地方来的，一直到死都在贫困中挣扎，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
玛丽娅在墓旁站了一会儿，哭了一场，低声说道：“科尔涅老爷爷，伊万已经不在了……我的小瓦夏也死了……村里连一个活人都没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大家说，您是头一个来到这里的，村子是从您开始逐渐形成的……老爷爷，您是头一个，而我却是最后一个了……”
玛丽娅慢步绕过这个坟墓，向墓地一角的那片长得不高的杨树走去。玛丽娅的母亲就埋葬在这片伊万栽种的杨树下面。树干淡白色的杨树几乎已经落光了树叶，树叶铺在脚下仿佛是一层柔软湿润的地毯。只有几片零零落落的赤褐色树叶还紧紧挂在纤细的枝条上，发出轻得听不清楚的籁籁声，应答着寒风的吹拂。玛丽娅觉得，母亲坟墓上的土丘似乎下沉了，用四块刷白了的砖所砌成的十字架已被落叶掩埋过半。
玛丽娅跪下来。
“妈妈！”她低声说道。“您听见我的话了吗，妈妈？这是我，是您的女儿啊……您说句话吧，妈妈！我该怎样在人世间活下去呢，您给出个主意吧……”
她嚎啕痛哭着扑下身去，把面颊紧贴在潮湿冰冷的坟丘上。
“您怎么不说话呀，妈妈？”她发狂似地低声说。“您别不作声啊！您告诉我，您为什么把我生了下来？您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幸福……您爱我，疼我……您教育我学会思考，您临死还嘱咐我要作一个有良心的人，叫我热爱人们、热爱土地，叫我当一个贤妻良母……这我都做到了，妈妈！我做到了，可又什么都完了……我的好妈妈，如今我没有了心爱的丈夫，也没有了可爱的儿子，没有幸福，没有好日子，我就连该在什么地方安身都不知道……”
……
然而，在这个阴暗深秋日子里，这块墓地上除了玛丽娅之外再没有一个活人。在不声不响的两条狗的陪伴下，她漫步走遍了所有的坟墓，悼念了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每一个人。她尚未出世时，或者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时就已故去的那些年纪最老的人，她都不认识。但在近二十年中离开人世的那些人，玛丽娅全都熟悉。她站在他们的墓前，独自一人以他们的一生来检验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良心，仿佛是在掂量，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如果象她现在这样只剩下一个人，会怎样行事，又会做些什么？
“这座坟墓里埋着阿尔谢尼大叔，”玛丽娅回忆道。“他是在１９２０年，也就是我七岁的时候，被弗兰格尔白匪军砍掉脑袋的Ｆ……这里安息的是村里的贫协主席鲁卡·瓦西里耶维奇。他号召村人们为保卫公社、保卫列宁而斗争。富农们用粗绳把他绑到一棵老榆树上，拿铁叉把他捅死了。当时我才八岁……这个十字架上写着我姑妈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的名字。她是村里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人，在我九岁那年得斑疹伤寒故去了……这一排坟墓是在我记事以后逐渐立起来的，躺在里面的人我都见过，都认识，都说过话儿。他们里边有拖拉机手、耕羊人、养蜂人、挤奶员、饲马员。他们劳动了半辈子，建设了我们的集体农庄，不怕挨饿受冻，是大家为他们盖上了红旗安葬的，还在墓前为他们给人民做过的事，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一阵剧痛刺透了玛丽娅的心。在众多村人长眠着的墓地上，却没有她丈夫和儿子这两个对她来说是最亲近的人的坟墓。
玛丽娅久久地站在墓地大门旁边，前言不搭后语地低声说：“我本可以在你们的墓上栽满鲜花，栽满漂亮的鲜花……我本可以用洗净的河沙撒遍四周，撒遍每一条小径的……亲爱的人们啊，我本该经常到你们这里来，也给自己准备个地方，好叫我永远不同你们分离……谁能告诉我：你们埋葬在哪里？安息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也永远不会看到你们的坟墓了……”
离开墓地之前，玛丽娅又在科尔涅老爷爷的墓前停下脚步，向已经倾斜的十字架深深一鞠躬，象对活人说话似地轻声说：“你是这里的头一个人，大伙儿没有给你丢人现眼，同你安息在一起的那些人，还有被凶恶的敌人杀害和押走的那些人都没有给你丢人。我也不该比他们差劲……”
第十四章
令人心烦的冷雨下了整整一夜。玛丽娅睡得很不好，很不安稳。她常常醒来，望着壁坑里那盏油灯的微光，考虑着从早晨起就要开始进行的无尽无休的艰苦工作。
早晨，她穿得暖一些便走出地窖了，站了一会儿。她瞥了一眼倚在苹果树上的牌匾，和那堆从瓦砾场收集到的被火烧得黑乎乎的钉子。她拾起一块石头，把牌匾抬高些，动手动脚就往粗壮的苹果树干上钉。钉子弯了，因为树干很坚实，钉不进去。玛丽娅的左手几处受伤，但终于把牌匾钉上去了。
她从苹果树旁走开几步，把熟悉的字样大声念了出来：“列宁集体农庄第三生产队……”
她苦笑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好吧，是生—产—队嘛，那就该上工啦……”
她返回地窖，拿上刺刀和一块帆布，向长着向日葵的地段走去。她在田界旁站住。这块地一眼望不到边。玛丽娅吁了一口气，把帆布铺在地上，开始割起来。干透了的向日葵花盘把她那被石头砸伤的左手划得一条一道，但用象剃头刀一样锋利的德国刺刀割起花盘来却很省力。玛丽娅把花盘放在帆布上，送到地段深处，免得有人会看见这一大堆割下来的、可以去脱粒的向日葵。她割着四垅向日葵，一面沿着庄稼地往前走。直到中午才走近地头。当向日葵疏落下来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些蜂箱，这是农庄的一个大养蜂场，蜂箱还是在晚熟的向日葵开花时运到这个地方来的。
集体农庄的养蜂员是玛丽娅的堂弟吉留沙，一个沉默寡言、背部微驼的小伙子。战前他在养蜂学习班毕了业，由于身有残疾而未并征召入伍。他不考虑自己的婚事，同老妈妈住在集体农庄为他们盖的一栋洁净的小房子里。吉留沙对蜜蜂爱得入迷，他带着它们辗转在草原和田野上。玛丽娅有时来到他的养蜂场，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蜂房里的蜂蜜，接连几个小时听他讲蜜蜂的生活习性，以及分群、蜂王巢和雄蜂这方面的知识。德国人把吉留沙母子同全村人一道赶走了，无人照管的蜜蜂留在庄稼地里，在冬季非慢慢冻死不可。
玛丽娅从一个个蜂箱旁走过去，点了数目。原来一共是六十箱。天冷以后，蜜蜂已经不飞了，什么地方也听不到它们那和谐的嗡嗡声了。蜂箱前的起落板上躺着些死蜂，它们返回故居时已精疲力竭，没有气力钻进蜂箱而冻死了。
“哪怕用向日葵杆把蜂箱盖一盖也好啊，要不然，冬天来了，整个蜂场都得完蛋，”玛丽娅想道。“往常这个时候，吉留沙已经把它们运到树林，放进暖房里了。可如今吉留沙没了，暖房也没有啦。”
她从起落板上拾起一只一动不动的死蜂，放到手掌上，低声说道：
“可怜的小东西啊！你们失去了主人，没有人照料你们，也没有人需要你们啦……”
玛丽娅回想起下落不明的吉留沙是怎样为养蜂场准备过冬的，于是便把所有蜂箱的出入孔关小，弯起食指在箱壁上敲了几下，倾听着蜜蜂均匀的嗡嗡声。
“没关系，蜂蜜够你们吃的，”她说，“秋天没有搅蜜。我来把你们的小房子弄暖和些，挡挡寒雨和风雪……”
玛丽娅割向日葵一直割到傍晚觉得肚子饿时为止。在庄稼地中间那外人看不见的地方，割下的向日葵花盘堆得象座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