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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微的声音都如遥远的波涛，一阵一阵地汹涌澎湃，好似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在一个固定节奏的背景上，两支旋律交替出现，不断反复……啊，原谅我吧，理解我吧！你能原谅我、理解我吗？我永不安宁的灵魂又剧然地骚动起来；我耳边总隐隐约约地听到远方有谁在呼唤。这里是令人窒息的地方，这是个令人消沉的小村庄，就和你迷人的颈窝里一样。你赋予了我活力，你让我的青春再次焕发出来，但这股活力却促使我离开你！这次青春也不会是属于你的……
一会儿，我们疲乏而舒畅地躺在蒿草上。
“你在想啥？”她问我。
“没什么。”
“什么也没有想？”
“嗯。”
“你想有个娃娃吗？”她翻过身，用肘子支撑着地面。
我想起何丽芳告诉我的话，“想。”我说。
“那咱们抱一个吧。”
“为什么要抱一个？你生一个好了。”
“咱们都多大岁数了！……”她说，“抱一个大一点的，省我们好几年的事……现在农村里穷得养活不起娃娃的有的是。咱们顶多花点钱。”
“哪来的钱？”
“我有！”她嘻嘻地笑了。
“算了吧！”我不想再为难她。“没有孩子更好。”
“为啥？”她扳着我的肩膀问。“你总是想着不跟我过下去！没有娃娃就没有牵挂是不是？”
我沉默着。她乌黑的眼珠紧张地在我眼睛里捕捉神情。但我不能闭上眼睛。林中，半明半暗的清光好似化开了一些，象一杯冲淡了的茶水。我见了鸟儿又鼓起了翅膀。我听见只有在辽阔的空中才会有那样响亮的鸟叫声。大约是雨停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我说，“我不能尽父亲的责任，不管是自己生的还是抱来的。一个好好的家庭，一夜之间突然妻离子散，连元帅的家也不能幸免，这样的事我看得太多了。”我握住她暖烘烘的小手。“香久，现在不是象蚂蚁一样经营自己小窝的时候。”
“为啥？”她俯卧着，手托着下巴。两脚朝天摇晃着。“你总是跟别人想的不一样！他艰难他的！我们是穿的不如人，是吃的不如人？连‘哑巴’还养活一大股娃娃哩！咱们连一个都养活不起？我就不信！”
“这不是养活得起养活不起的问题。这是我本身稳固不稳固的问题。谁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个运动，又把我抓了进去。”
“把你抓进去咱们等你！”
我不禁笑了起来。“哎哟！你别忘了，你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好了，咱们别争了，什么时候可以有个孩子，我会告诉你的。”
树枝摇摆起来。我从缝隙中看到一点灰色的天空，一瞬间又消失了。儿串桔红色的沙枣尚挂在枝头，干瘪的果肉里却饱含着水分，我嘴里也觉得甜丝丝的。一些雨水从枝叶上滴落下来，在盖着我们的塑料薄膜上结成晶莹的水珠，象一个个有生命的物体，不住地滚动。我们的身体帖得这样紧。我的生命偎依着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偎依着我的生命。我的热情和你的热情在一起燃烧才使我们销魂。在一霎时我们甚至都忘记了自己，只有我们，我们！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共有一个生命。这就是爱情的含义，爱情的内容，爱情的欢愉，爱情的唯物主义。但过了这一刹那我们之间却有了缝隙，有了诡计，有了规避，有了离异的念头。你要包围我，我在脱出去。意识要反抗物质。爱情是一张温暖的网，织成它需要你的耐性；而我的心就是那一只麻雀，你看它在那里惶惶不安地跳跃。在空中，乌云正在凶猛地翻滚，我们却在它下面接吻、做爱，难道我们是地狱里逃出的一对鬼魂？
“黑子回来了。”她呆呆地说。
“嗯。”
“我给你买了一样好东西！”她又活跃起来，扒在我胸脯上说，“可我现在不告诉你！”
我并不急于知道，却问：“那是什么呢？”
“你猜猜。你早就想要的。”
“你猜不出。”我不记得我说过我想要什么。
一只白胸脯喜鹊在我们上面喳喳地叫，漂亮的小脑袋不停地歪来歪去瞅着我们，仿佛它是个动物学家，在研究躺在它下面的两个动物。
“好象我们有喜事哩。”她落寞地说。沉默了片刻，她又问：
“你每天晚上写的是些啥？”
“没什么。”
“是日记吗？”
“是的。”
“我们这个日子有啥记头，每天都一样。可我每天都看见你写好几张。”
我推开她，坐起来。“我告诉你，香久，不能跟任何人说我写过什么东西，连一点口风都不准露出去。懂吗？”
她坐在草丛中，侧着上身，用一种娇媚的姿态拢着散开的头发。“我懂。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她说，“可是，你少操那些闲心不好么？你管它什么‘资产阶级法权’不‘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法权’关我们啥相干？”
“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
“没看过。”她说，“我看也看不懂，光看到一句啥‘资产阶级法权’是高于封建啥啥啥的话。”
“看不懂以后就别看！”我站了起来。“好了，咱们穿衣服吧。天不早了。”
我们牵着马钻出树林，骤雨初歇。天晴气朗，西边又透出一片金色的阳光，在铅色的云和黛青色的山巅之间。“哑巴”既懂事又傻，他早已把牲口赶到草滩上吃草去了。
“妈的！”我骑上大青马说，“牲口吃了刚淋过雨的草要肚子疼的。来，上来！”
“我要坐在你前面，”她撒娇地笑着。
“那象什么样子？还骑在后面。”
“那怕啥？俩口子，谁能管得着！我就是要叫别人看看！”
“来吧来吧！别讨厌了！没工夫扯闲话。”我把她拉上来，仍骑在我的后面。
“黑子一进村，就跟何丽芳抱着亲嘴。她说，他们笑啥？北京街上的外国人就是这个样子！”她嗔怪地说，“就你怕这怕那的！”
“外国人是外国人。”
走过了麦地，她又并无烦恼地叹了口气：“唉，黑子说回去过国庆节就来，结果超了二十多天假，也没人敢扣他一分钱，连说都不敢说他。这事要是搁在我们身上，哼！……”
“是呀，”我说，“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不但是外国人能做而我们不能做，并且连别的中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也不能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驾！”我催动大青马跑起来。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五部
第二章
马厩里有一个公社干部模样的陌生人，披着一件淋湿了的蓝布中式褂子，和曹学义一起靠在马棚的栏杆上。
“回来啦，淋着了吧？”曹学义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
我没有理他，把马群赶到潮湿的马棚里，帮着“哑巴”一头头地将它们挂在糟头上。
曹学义和那个公社干部走了过来。“都在这儿了，一共二十四头，”曹学义告诉他。“你看吧。”公社干部很内行地一一打量着牲口，老练地翻开它们的嘴唇看看牙口，边看边咂嘴摇头。“都不怎么样！”他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是买牲口么？”
“嗯。”公社干部抬起眼睛看了看我。
“你算了吧！”我说，“你们农村有这样的牲口吗？农村的牲口都是‘三快牌’的——躺倒比站起来快，拉稀比干活快，脊梁骨比刀快。你瞧瞧这头牲口，”我拍拍大青马的脖子，“你要买我还不卖哩！”
“行啦，”曹学义说，“他看上哪头就给你哪头，都看上了都赶走！”
“怎么？”我诧异地问：“农场不要牲口了？”
“哼哼！”曹学义撇了撇嘴。“上头说一九八○年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下头更积极，定的目标是提前三年，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开始处理牲口了。我看他狗日的五年里能不能实现机械化！……不过，到时候咱们再向公社买牲口吧。反正折腾来折腾去都是国家的钱。”
“好吧。”我说。他这番话，似乎缩短了我和他的距离。
回到家，黑子夫妻俩和“哑巴”的大脚女人就接踵而至。
“老章，他妈的！我一回家就叫我写批判稿。”黑子说，“没辙！你给咱们俩口子一人写一份吧。”
“还有我们俩口子哩！”内蒙古的大脚女人说，“你们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