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他的妻子王菲住此。王菲1988年去美国后，建一独住。王菲本来是国内心脏病专家翁新植教授的研究生，为了在美国早日定居，她在美国重学护理。建一为她办了国内的护校证书和提供学费，所以建一常得意地说：“我这个中国人养了个美国人。”王菲经过一段护理陪训后，进入美国医院任护士。由于医学基础好，很快成为优秀护士并拿到绿卡。分别日久，王菲感到寂寞，希望建一早些过去，但建一总放心不下他创办的《新知》民校。四年后，王菲另有所爱，为了答谢丈夫对她的帮助，王菲给建一申请办理了去加拿大温哥华的居留手续。1992年，建一才将学校交给他中学的一个同学全权代理，自己去了温哥华。王菲见到丈夫后就立即提出离婚。建一明白婚姻已不可挽回，只能同意。他一人在加拿大，无所事事，经常跑回国内，仍然关心他国内的事业…——他的《新知学校》。从此一人来往于中、加两国，生活极不规律。又由于长期办夜校，每天睡得很晚，常失眠，得了胆结石也不积极治疗。
这天正是他又从温哥华回来不久。我说：“建一，你去洗洗手，我买了两块你爱吃的米糕”，他从厨房洗完手进屋后，举着右手对我说：“我这手怎么张不开了！”我定睛一看，只见他右手五指抽缩一起，还没待我说话，他就嚷道：“妈妈救我！”紧接着他就晕倒。我正坐在靠门的沙发上，他沉重的身体从房中心向我这边倒下，头压住了我的脚，并且将墙上挂的字画也抻下来了，覆盖在他脸上。我把字画撩开，见他双眼闭合、口吐白沫，吓得我不知所措，一个劲儿地喊：“建一！宝贝！建一！宝贝，你怎么啦！”他没有反应，怎么办？我慢慢地把脚从他头下抽出来，急忙跑下三楼，到隔壁建安医院请来了谢大夫，谢大夫扒开他眼皮看了看，说：“送他到我们医院去吧！”在扒他眼皮时，他开始摇头、蹬腿。大夫走了没多久，他醒来了，前后晕了约半个小时，我告诉他隔壁医院大夫来过，让他到那里住院去，他说：“打电话叫急救车，到天坛医院。”我马上打电话叫了急救车。车很快来了。我扶不动他，请邻居帮我扶他起来，架下楼、上了车，直奔天坛医院。急诊室大夫初步检查后，让他做核磁共震的检查，预约了第二天去。建一慢慢地恢复精神，我叫了个小汽车带他回到我家，暂住东房，以便我照料护理。
第二天做完核磁共震，结果为：‘胶质瘤可疑’。建一又让我找认识医院的朋友。朋友介绍了该院神经内科的李主任，收留住院。李主任认为建一只是脑内有炎症，于是给他吃了一个月消炎药，但他依然不时抽搐。再做核磁共震，医院戴院长和名医王忠诚会诊，戴院长一看核磁共振的照片，当即确诊为胶质瘤，让立即转外科动手术。不幸，又耽误一个月。
外科的大夫对我说此种瘤毒性极大，世界上还没有治好的先例，即使开刀也顶多能维持两年，因为这种瘤的毒根长在肉里面，割不尽。闻言，我的精神一下垮了下来，背过脸去时，泪水夺眶欲出，一人独处时，更是以泪洗面。
可是建一依然很乐观，总开着玩笑对来看他的亲友说：“没事，把脑子里那个小豆豆挖掉就好了。”过了约一个月，五一前夕，动手术开颅，割毒瘤，接着又去地处潘家园的全国肿瘤医院进行化疗。开始我去这个肿瘤医院挂号，请个大夫先看看病案时，这位大夫说：“不用治，好不了。”急得我当时就哭了。我想这大夫好残酷啊！又托人找肿瘤医院介绍个好大夫进行治疗。没想到安排的大夫竟然就是拒绝我的那位大夫，因为他就是医院里最有经验的大夫。从此，建一住在中国肿瘤医院，天天接受化疗。
化疗期间，建一原来相交过的两个女朋友都表示愿意来照顾他，他选了曾在江苏省无锡市认识的小陈。小陈来北京照料建一，建一在病中能得到爱情，心境好多了。
两个月后，建一在肿瘤医院的化疗结束前，他让我在我杂志社所在地法源寺小区替他租了两套单元，而且做了简单的装修。这些年他自办民校积蓄了些钱，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改善住房，直到得了这个不治之症，才花钱租了挨着我杂志社的新房，当然他也是想离我近些。他女朋友没来时，如果我有一天没到肿瘤医院看他，他就着急，他说：“妈妈！你是我的保护神。你不来，我就不踏实。”听了这话，我更伤心，‘保护神’也束手无策啊！
建一接受化疗告一段落后，从肿瘤医院出来，就住到了新房。他的女朋友小陈和他表姐及一个小保姆小杜陪他同住，三人照料他。我和他妹妹春歌天天去看他，他哥建国也来看他。同时我不断为他继续找各种能医，也托在美国的老同学打听有什么对症的好药？回信告知无特效药。
有人介绍我去找了个‘著名气功大师’给建一治病，‘大师’让我买一箱纯净水来，然后‘大师’抽支香烟，将口中吐出的冉冉烟雾喷向纯净水，让建一天天喝此水。我还带建一亲自与‘大师’见面，‘大师’又教他念一段咒语，正巧碰见一个来感谢‘大师’治好他癌症的人，向‘大师’跪拜。建一也马上跪向‘大师’，希望大师也能救他，‘大师’对建一说了些安慰的话，临别时送到门口，还直对建一说：“你要经常想着病会好的，想着我在帮你。”我和建一欢欣返回，希望中西医解决不了的病，冥冥中的‘神’能解决。
可是，一切都没有用，建一的病每况愈下，头痛不止。
深秋，小陈的妈妈爸爸也都从无锡来了，催建一和小陈结婚，智商很高的建一，思维一直很清楚，他说：“我现在路都走不了，怎么能去登记？等我好一点再说。”小陈妈又让我写个证明，证明小陈是建一的妻子、是我的儿媳。我说：“如果建一不表态，我写什么都没有法律效用。建一真要没了，在经济上我不会亏待小陈的。”他们希望建一能写个遗嘱，甚至想通过录音机录下他们的问话和他的回答，可建一只说简单的一句：“到时候再说。”他不相信自己真会死，而且他非常反感让他写遗嘱的暗示，他定在想：‘如此逼我，难道我就要死了吗？’他不相信，他想奇迹终会出现。
入冬，刚12月，建一又发作抽搐，吃中药、西药，为他做气功，都不能减轻他的痛苦，看来挖不尽、烧不掉的毒瘤的根又开始滋长。我看到报上介绍一位河南的专门研究胶质瘤的医生，我和他哥连忙去请教。该专家让建一住入玉泉路一家与他合作的部队小医院，他们将利用中西医相结合的办法为建一治疗。
建一在小军医医院治疗约半年，每一次化疗后，他都精神好些，他幻想能站起来，还说：“妈妈！等我病好后，成个家，接你上温哥华，咱们买个游艇到处玩玩。”我也怀抱着幻想，请教过许多大夫和得过脑胶质瘤的病人家属，又研究了有关的一些医书；也到玉渊潭癌症俱乐部去打听，希望能听到治疗胶质瘤的好方法，可反馈的信息都是没有治愈的案例。我的幻想碎了，当听建一谈起他的幻想，我好难受。他的幻想表达了他是那样爱妈妈，可是我这个妈妈却感到深深地对不起他。
在他青少年时，由于我成了右派，使他也受人歧视，同时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得不到父爱。
老查和我离婚后，对由我抚养的建一，他是
一毛不拔、漠不关心。文革后期，当我和建一儿住在永安东里一间破旧的、水泥地都磨得坑凹不平的简易楼里时，老查的新家离我们不远就在永安西里四间一套的局级干部的房子里。建一去看他父亲，有时赶上吃饭，都不叫他一块吃，干坐在一旁的建一既尴尬又难过。建一回来后对我说：“妈妈，你当时如果忍一下不离婚，我们就不是住在这里了。”这是建一埋怨我的唯一的一次，他哪里知道当时的环境和人的复杂的情感。但他究竟是个有志气的好孩子，他刻苦学习，努力开办民校，创立了事业，也为妈妈买了高档的商品房居住。
在文革中，我又无能保护他，以至他被人们打得遍体鳞伤，头部可能也受了暗伤，可我又缺乏医学知识，不懂得当时应对他脑部进行检查。回想他此后常说头痛，可能与那次挨打受伤有关，以至他头部成了这次癌毒容易侵入的薄弱部分。
在他这次开刀后，我又在无意中说了刺激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