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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刊中遇到的苦涩，还逊于摄制京剧电视剧《曹雪芹》呢。
七、建一儿的奋起
1978年改革开放时，建一儿25岁了，由于受我的牵累，他没有考大学，极左路线时期，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高考是不会被录取的。但他通过自学完成了高等学业。
（一） 自学成才
文革初期建一十三、四岁，正上初中，却遭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以至踵骨粉碎。等他的脚基本恢复健康时，已经到了1973年，他也有20岁了，该工作了，街道分配他到一个小工厂当冲床工人。在工厂里由于他爱学习，成为工厂里业余理论教员。1976年《四五》前后，他参加了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又被当成“反革命”逮捕，失踪近一个月。打倒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公安局给建一平反了，颁发给他一朵大红花，终于还其本来面目——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
四人帮倒台后，他在长安戏院当服务员时，在剧场门口总是一边收票，一边背英文单词或古文，剧场领导认为他这样影响工作，又将他调去烧锅炉，他倒蛮喜欢，这样他可以一个人利用空隙时间学习。我去锅炉房看他时，见他一手拿火筷子捅火，一手还拿着《古文观止》。就这样他自学完业余大学中文系。就凭着这个学历和刻苦学来的知识，改革开放初期，他就迅速崛起，自办民校。
回想起建一在炉火照耀下孜孜苦读的神情，更深地理解了他是个多么好的青年，他懂得“知识就是力量”，他的志气、追求和顽强的自学精神和他幼年生活在大知识分子家庭有关系。
（二）、黎锦熙对他的影响
1984年建一写了一篇记念黎锦熙的文章，发表在同年《湖南文史资料》第五期上。他用充满崇敬的心情，亲切、细致、准确而生动的文字，刻画了著名学者黎锦熙的治学精神、风度品德和日常生活等。
《我的爷爷》
——记黎锦熙教授
我的爷爷黎锦熙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他曾是晚清秀才，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他是高擎着白话文的旗帜，从封建故纸堆里冲杀出来的猛士。他奠定了白话文语法的基础。从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语言文字——白话文，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
其实，黎锦熙是我的外公，但我从小就叫他“爷爷”，我们几个外孙都叫他爷爷。我出生后三天就来到爷爷家，我就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后来，虽经“文革”之变，搬迁分住。但我的住处一直和爷爷家离得很近，来往很多，表面上虽然分两处，实际上仍是一个家庭。后来爷爷搬到朝阳门内北小街四十六号，我也于一九七六年住到那里，直到一九七八年爷爷与世长辞，可以说在我们第三辈人里，我是受他老人家教益最多的一个。
从我出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十四年中我和爷爷是朝夕相处的。那时我们住在西城区成方街35号一个大四合院内，我住南屋，北屋正中是作为客厅兼饭厅两用的大堂屋；和堂屋相通的西厢房是外婆的卧房，东边的厢房是爷爷的卧室。每天爷爷总是早晨6点就起来工作，吃过早饭接着工作到中午，午饭后小睡一会儿，又接着工作，下午有人来就会客，否则继续工作。晚饭后，有时也要工作到夜里十二点之后，那时全家都已经入睡了，只有爷爷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爷爷总是那样有条不紊，工作的节奏就像一个时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着，从不停下来。那时我总是想：爷爷怎么有那么多的工作做不完呢？爷爷的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精神，的确是我少年时期的楷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生活道路。
爷爷有很高的修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从未见过他动怒。他是有名的学者，但他不论在外、在家都没有一点架子。平时在家总是穿着一件很旧的上衣和浅黑色条条的布裤子，虽然外婆给他做了新衣服，但他老人家似乎觉得穿旧衣服更随便些，一般待客时也穿这一身。爷爷说话很和缓，很有风趣，从不强词夺理，总是以理服人，真正体现了一位长者和学者的风度。记得我小时候，只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到爷爷办公室里去问他，他总是不厌其烦，随问随答。我总是先静静地站在他办公桌的一旁，一直要等到他手边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他才回过头来，微笑着，和蔼地让我提问。那种慈祥亲切的态度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我六七岁时，智力正处于启蒙阶段，碰到什么都爱问个为什么，往往一天到爷爷屋里去五六趟。记得我曾请他回答：“电是一种油吗？”“灯为什么会亮？”“灯丝是不是黄金做的？”现在看来这些问题都太简单、太幼稚了。可是爷爷总是从容不迫、耐心细致地给我解答，及时地解决了我幼小心灵中的一个个疑问。
一九七零年时，爷爷住在永安西里，我就住在东里。正好我初中毕业，在家待业，很想学习，就找出一本《聊斋志异》，知道里面有许多鬼故事，很想看，但不认识的古字太多了，我又懒得查字典，于是就拿着书去爷爷那里。爷爷毕生搞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是中国大词典编纂处的主任，编辑了许多部字典辞书，“文革”之前家里常接到陌生人给爷爷打来电话问字。爷爷向来就有“活字典”之称。我拿着《聊斋》，坐在他老人家桌旁，一边看，一边请教，爷爷总是有问必答，从不放过一个细节。但他毕竟是81岁的老人了，有时也会碰到冷僻不常用的字，爷爷虽记得其意义，但记不准发音了，这时他就要拿过大词典来细细地查找。看到他老人家体重不到一百斤的身躯，精瘦的胳膊上暴起一条条青色的血管，膝盖上放着笨重的大词典，我深受感动。望着他那清亮的眸子，里面充满了睿智，那样一字一音查找时专心致志的态度，我感到惭愧极了。就是这样在他老人家亲自教诲之下，我读完了上、中、下三册《聊斋志异》。
后来，我又找爷爷学英语。爷爷英语很好，我曾见过一本书上有他用英语写的序言，扉页上还有赵元任先生的签名。只因几十年来爷爷专心致力于文字改革的研究，对英语比较生疏了。他为了教好我，就自己先温习，每天安排几小时看和读。当时我给了他一本英文的小书《小黑马的故事》，他仅用了两天，不但将书看完，还给全书做了一遍注解。事后他又叫我买英语课本，而且每册要两本，我当时并不明其意。两个星期后，他叫我看他已经编好了的一套为英国人学习中文之用的中英课本。原来就是用我买来的英语课本上的插图剪贴、编辑而成的。我说：“现在又不会给你出版，有什么用处？”他说：“等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就会有用的，到那时这不就是现成的吗？”他老人家当时已是八十余岁高龄，身体衰弱，还能如此不遗余力、孜孜不倦地利用一切机会为人民做有意义的事，并且在困难的环境中看到未来、充满乐观，这是多么令人钦敬的啊！
记得爷爷教我国际音标。那时每天晚饭后我去学习两三个小时。由于爷爷要求得极其严格，往往一天我只能学一个音标，四十八个音标我学了足有一个月。印象最深的是学…e＇这个音时，我总读不准，爷爷就一遍一遍地做示范音，可我还是听不出区别来，偶尔他说我发的音有点像了，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像。弄来弄去我真有点烦恼起来，爷爷还是那么耐心；一会儿，他忽然对我说：“假如你突然看见一只土鳖从墙缝里爬出来，在惊怪之余所发出的…e……＇这个音，恰巧就是这个音素”。他老人家这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学者风度和一丝不苟、认真细致的冶学精神，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对待学习。现在当我有机会同外宾交谈时，他们都说我的发音标准清楚，不像是自学出来的。每当这时候，爷爷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眼前。
1962年我8岁的时候正上小学二年级，一天，我走进爷爷的房门，爷爷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却双手反背靠着门，有点紧张。因为这次不是我提问题来的，而是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