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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恢复工作的第一个成绩是：在陆静岩老作家指导下将地方戏吕剧改编为京剧的《姐妹易嫁》。陆静岩是军阀混战时期的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大女儿。这位陆大小姐夫早逝，伴弟一家居住。她一辈子没有工作过，就靠卖其父遗产生活。到北京解放时，已卖光了十几处房产，她将最后剩下的两根金条买了个鸡场，想这下可自食其力了，老天偏和她作对，一场鸡瘟，全鸡覆没。但老天还是留给了她一条后路。在她漫长的小姐生涯中，她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知识，与她相识的文人阿甲，介绍她到梅兰芳剧团帮忙。于是她就帮助修饰剧本的文字。文如其人，她中等个儿，脸盘秀丽、文雅白净；经她修饰过的唱词顺溜、清雅并富有诗意、韵味。但她始终未被吸收为正式工作人员，晚景凄凉。她帮我修饰的《姐妹易嫁》由梅剧团几位著名演员孙毓敏、徐玉川、茹绍全、殷金振演出，观众反映不错。这是我跨入文艺界的第一次闪光，我永远忘不了陆大小姐。
此剧在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公演，一开始的海报、说明书和报纸广告都未登改编者的名字，我向团长提出：“怎么没有作者的名字？”，团长反问我：“为什么要有？”我说：“这里有个文责自负的问题，所以凡作品都登作者名字。”团长对我的回答虽反感，但又无言以对。后几场广告上报时登了作者之名，但从此我也没有好日子过。团长在大会、组长在小会经常批评我“没改造好，个人主义严重”。我明白这依然是一种歧视，当然这不是我一人的遭遇。1964年我被派到刚发生海啸的天津汉沽港口去收集素材时，素材中有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英雄，但不允许追问他的名字，不准宣传他，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虽然至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脑海中早已形成了他的英雄形象，这就是“真善美”。
对摘帽右派的这种歧视，使我再一次地感到右派帽子是铁帽子，给右派戴上这顶御制的铁帽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虽然这是无法律依据的判决，却比法律的判决还要凝固，不能上诉。想申诉，就是顽抗，就是不接受改造，甚至抓入监牢。曾被划成右派的作家从维熙夫妇，在一担石沟劳动时说了几句牢骚话，被坏了良心的同类汇报给管理者，因此双双被扔进大牢20年几乎丧命！在他著名的作品《走向混沌》中对这段背离人性的历史有详细描绘。
摘帽右派仍然名列另册。很久以后，才明白入另册有来头，原来对摘帽右派上有控制使用”的政策。
四、为了一个‘水晶世界’
1965年，北京要建成无任“历史”或“政治”污点的人的“水晶世界”，于是我又成了建成“水晶世界”的牺牲对象。
当年，河北邢台地震后，梅剧团领导通知一批他们看不上眼的人去邢台京剧团。有业务上他们认为无发展的；有政治上他们认为有污点的。有位年轻女演员表演好，也极聪明，无论何种唱段，只要她想学，她可以立即边听边写出曲谱。就因为她当时与一位香港票友谈恋爱，也成了政治问题而要她离京去邢台。我自然而然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可是谁也不愿离开文化中心，凡被通知的都在拖延。我问一位副团长，创作组几个人中还有一个剧本也未上演过的，我一来就为剧团做出了成绩，为什么非要调我走？他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光棍”，真让人哭笑不得，我虽然没有丈夫，但有老母与幼子需要照顾，并非单身一人。
被通知的人都在另谋出路。我找了老文化局长赵鼎新，他说可去一家文化馆工作。哪知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政治运动又来了，谓之“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都被截留下来参加运动，只有那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已通过自己的联系去了河南省剧团。她在那边运动中被斗争得更惨，被逼迫得从楼上跳下来，摔断了腿。但如今她早以她那稀有的毅力重新站起来，不仅重新登上首都的京剧舞台，而且登上了国家级的政治舞台，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戏曲职业学院的院长孙毓敏。
运动开始不久，在群众的追问下，搞人事的梁女士说出了调走一批人去邢台的真实原因，是出于北京当局要将北京变成没有地富反坏右的“水晶世界”的部署。看来要将我等调离北京，也不完全出于剧团内几个领导的好恶。
气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先是揪牛鬼蛇神，接着揪走资派……这难道是要把全国一下子变成“水晶世界”吗？总之我的命运又陷入混沌之中了，何时能见光明呢？我又将遭到何种侮辱？忧心忡忡。
五、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也希望它是空前绝后，可千万、万千不能再在中国重演，五千年的文化几乎涤荡无存，百姓无一不受害，轮番打倒伏地，真正成了看不见“人”影的“水晶世界”。
1965年11月江青打着毛主席夫人的大旗，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到处活动，她组织了上海的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诬指《海》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是为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翻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坚决抵制，北京市报刊十九天不转载。彭真在1966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向中央递上一个汇报的提纲，主要内容是为吴晗和邓拓辩解（当时主持北京文教工作的书记），认为学术批判不要过头，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定位在学术问题上，“学术问题是复杂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平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报刊上的讨论不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当时毛主席在武汉，2月8日彭真等人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了这个《提纲》，毛没有表态，3月28日，毛主席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由康生、陈伯达出面批判彭真。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演变成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江青主持、起草并由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10日转发全党讨论执行。《纪要》特点是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和停止杨尚昆候补书记的职务。后来才知道这个通知主要还不在对彭、陆、罗、杨的批判，而是号令天下大乱，要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是要打倒当时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1966年5月8日至15日江青主持一个会议，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猛烈开火。认为他们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邓拓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他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坚持真理、自尊自强，岂能忍受江青等的诬蔑。就在他参加写作的《三家村札记》也被进行诬蔑性的猛烈批判而不允许申辩时，在1966年5月18日他含冤自杀，终年54岁。
吴晗则在被揪斗、殴打、逮捕入狱后，于1968年10月11日残遭迫害而亡。，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的“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