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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健康一样的偶然事件。
我高中以前就读于沈阳盲校，常有一些残疾人作为身残志坚的模范被拉着到处做报告。大多数人是自学了几门外语之类，其格式大略是说自己经受了多少磨难，但最终战胜困难，取得成绩云云，大意仿佛在说残疾是一种专属的奖赏。我对此并不以为然。残疾确是人生之缺憾，这是即使成了拿破仑也无法弥补的。况那些被感动得涕泪交流的观众们，谁不在暗自窃喜着自己的健康与幸福呢？以创伤为勋章是对自己曾经受过的一切苦难的亵渎。
常有人问我，“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我说，“还可以。”他们于是称赞我的坚强。我亦不知应喜还是应悲。痛苦是本原性的问题，它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偶然事件的附属物。身体上的某一缺憾是生活的一个背景，亦是痛苦的背景。我在高中时代爱上的薇薇，她是由于高度近视从别校转来的。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约会，被门房老大爷盯了梢。学校于是找到了我们，差点给我们处分。这时我感到看不见确实麻烦。我这个在老师心中的好学生从此名声扫地，但美好的初恋却是无法被抹去的。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立笔直的塑像。
不过，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是举步维艰的。这需要健康人的帮助。这种帮助并非放高利贷者的帮助；帮助的目的也并非为了使他们成为感动众生的楷模。他们应当有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的权利（包括高尚的和不高尚的）。
我上大学时曾去四平盲校实习。那是一个全国闻名的模范特教学校，我们在那里住了十天，置身于其中，感觉与外界的宣传大相径庭。那儿的孩子们大多来自吉林农村，家境贫寒。食堂的伙食极差，学生们多数精神抑郁。我们结识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据说她歌唱得非常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令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这首歌，更在于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听她姥姥说，她在家里就很孤僻，不爱与人说话，只是偶尔听听收音机，因此除了那首歌外，她几乎没有跟我们中间的谁说过—句话。
这是7年前的事了，不知这叶小姑娘如今境遇如何。我将为她祈福。
你要做反叛者吗？请先做创造者
前面说过，我上了大学。那是在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专业是中文。不得随心所欲地阅读是失明带给我的最大的不便。那时我想出一个好办法：教人弹吉他，以此换取学生为我阅读一小时书籍。当时我收了20多个学生，每天至少能读两个小时以上的书。
其实，不能更广泛深刻地阅读是影响盲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很无奈的事。然而我后来见过的一些于个性和天分上都不缺乏的年轻健康的艺术追求者，却总是以为读书会对灵性有妨碍。其实对我们这个本已缺乏精神追求的浮躁的年代，宣传读书无用恰似对一个食不果腹的人大谈食肉有害健康。不读书是一种自绝于人类以往的精神财富的行为，以惰性为个性。你要做反叛者吗？请先做创造者。正如尼采在《三种变形》中所强调的，只有狮子的精神还不够，还要加上婴儿的——创造的精神。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住在圆明园，成为当时盘踞于此却即将没落的艺术村的一员。当时日子过得很自在，大家一见面不问“你吃了吗？”而代之以“你搞什么的？”或云搞摇滚的，或云搞抽象的，或云搞行为的，甚或摘对象的。当时我在北大小南门对面的图书城卖唱，经常有一些学生上午就等在那里，帮我插好音箱，弄好话筒，一直陪我到晚上。有一次一天赚了100多块钱，满满一书包毛票，蔚为壮观。夜晚不慎将一盆水倒在书包上，于是我整夜不睡，将一张张湿淋淋的钱铺在床上，等它们晾干。这“晾钱”的一幕也算是我生活中的奇景。
1996年，我去了青岛，之后乘船去了上海、南京、杭州；后来又去了泰安，在这个空气好得发甜的小城里住了半年多。1997年是属于南方的，这一路有长沙、株洲、岳阳、奉节、白帝城、宜昌等等。1998年，我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昆明。后因盘缠用光，经贵阳、湘西、邵阳，困在永州，在柳宗元被流放之地游览了一番已难追旧迹的潇湘水云，只是感慨于满街充斥的各类繁乱的广告。
长年的漂荡令火车成为我梦中常有的意象。有时是买票，或走过车厢连接处寻找座位；有时在一个冷清的小站下车，坐在刚被雨淋过的长椅上，等着下一班火车的到来。
克尔凯郭尔把人生分为三种境界，即：伦理的、审美的和信仰的。我但愿能置身于审美的光明中。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这正如庄子所喜的：无用者大用。
只有将其视作审美对象，人生才不是虚无的。无论何种生活境遇，我所求惟美，足以振奋麻木的心灵。
我在天津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学名叫岳红。她是自幼失明，从未看见过什么。有一次，她向我索要照片，如是屡屡，我却总无照片给她。她后来给我拿出厚厚的像册，告诉我她最爱收集她所喜欢的朋友的照片。请别对此惊讶，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自己却双目失明了，这镜对他有何用呢？我深爱这些期望不可能者——生活无目的者。
我还没能写出一首好歌或好诗，就已经30岁了。虚度的感觉像青苔一样布满墙壁。我写过一首叫《夜部落》的稍长一点的诗，还有几首歌曲。我的写作偏于概念化。于我而言不达到一定的速度，是无法克服重力的，飞翔仅当那时才成为可能。我的爱尚且不够，因此病苦还不够深邃。大悲悯方是通往艺术绝顶的惟一道路。
我喜欢爵士乐，在不谐和与不稳定的音阶上踉跄舞蹈，仿佛沿着无限不循环小数跑向终极。我的音符是酒吧、大街、简陋的民房、火车站、故乡、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布罗茨基、卡夫卡，我在它们上面舞蹈、踉跄。直到在冬天北京灯光迷茫的地铁站遭遇我最爱的姑娘——所有不稳定和焦灼都化为愉悦。
此刻我坐在桌前，等她回来。高唱一小节“哆”为我和你——我的读者，共同解决，同时也结束这些文字。我也将为你祈福。
（本文作者：周云鹏）
为你配副好眼镜
追求利益并不是做生意的最终目的。开拓视野，摒除铜臭味，以诚待人，努力工作，这是做生意的不二法门。
每一个生意人都想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满脑子都是生意经，这只是一般人的想法。
很久以前，我曾接到一封从北海道的札幌市寄来的信件，内容大致如下：“我是一位眼镜商人，前几天，在杂志上看到了您的照片。因为您所配戴的眼镜不大适合脸形，希望我能为您服务，替您装配一副好眼镜。”
我认为这位特地从北海道写信给我的人，必定是位非常热心的商人，于是寄了一张谢函给他。后来我将这件事情忘得一千二净。由于应邀到札幌市演讲，不久我终于有机会一游北海道。在我演讲完毕之后，那位寄信给我的眼镜商人立刻要求与我见面。他大约60岁。当时，他对我说：“您的眼镜跟那时候的差不多，请让我替您另配一副吧。”我听了着实吃了一惊。
我被他的热诚所感动，于是便说：“一切就拜托您了，我会戴上您所装配的眼镜。”
那天晚上，我在旅馆的大厅跟四五个人洽谈商务。那位商人再度来找我，并且不断地找话题与我聊天。大约花了一个钟头，才完成测量脸部的平衡、戴眼镜的舒适感以及检查现在所使用的眼镜度数，并且言明16天之后将眼镜送来。临别时，他对我说：“您所戴的眼镜好像是很久以前配的，说不定您，现在的视力已经改变了。假若不麻烦的话，请您驾临本店一趟，只要花费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因为10分钟并不妨碍我的行程，于是我跟他约好在回大阪之前，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