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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笑了起来，说：“你居然会哭。”我没心思答话，只听可可继续说：“我穿紫裙子是不是很好看？”我拼命地点头。可可又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说：“你走吧，我爸待会来了，非揍扁你不可！”
我就是从走出医院的那一刻起，开始洗心革面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场火拼影响极坏，110马上就赶到了。我的结拜大哥也被抓了起来。
我和可可并没有像小说里那样发展。我为了不再混下去，一人外出打厂一年工。在广州的某个角落里，找干着各种本地人不屑干的活儿，挣一点干干净净的钱。一年后，我参了军，去了南京。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事实上我和可可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就像平行线一样，永远不会相交。后来我听说可可考到了北京的一所理工大学，然后有了一位男朋友。
也许，再见可可的时候，她已经忘记了我这个昔日的小混混。而我，却一直期待着能见到她，亲口对她说声：“谢谢。”有一天，我突然在街上远远地看到一个女孩子穿着那条紫色的裙子向我飘来，我想拉住她，却只见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哪里有她的身影？我想，这一次可能就是幻觉。
（本文作者：黎云）
伊能静的另一个名字
我发誓，这一生，我不再怀疑人，不要再后悔，我要尽量去爱，即使对方对我再坏，我也不要遗憾，我要对任何人好。
父亲过世，九年了。
可是永远忘不了，火葬他的时候，自己心痛欲裂。
我还是会掉眼泪。
其实很不孝顺，每年清明说要去上坟，却总是没去，像逃避什么似的，又像是骗自己，父亲只是在另一个家里，没空理我们。
和母亲离婚后，五十多岁，忽然又组了家庭，还生了一个小男孩。阿姨才三十多岁，却很爱父亲，愿嫁给父亲，住在永和，过穷日子。这样的父亲，做女儿的真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为了养家，他开始骑着50CC摩托车去夜总会打鼓。
打鼓，他年轻时，在艺工队学的。
那时候，好多女人迷他。山东人的他，身材高大，单眼皮的凤眼斜斜地看人，唇薄薄的，打鼓、弹钢琴、吹萨克斯风、跳舞，举凡是玩的、吃的、喝的，样样都好。
认识母亲，也是在艺工队。母亲歌唱得好，人漂亮，也是注目的焦点。
有时华视乐队的老师还会开玩笑说：
“如果当年追到你妈妈，你就要叫我爸爸了。”
生大姐时，父亲每天按时上下班，然后急忙回去，抱孩子，照应母亲。
认识了父亲，吃尽了一生苦的母亲以为，这个汉子就要和她相老一辈子了。
母亲常告诉我，当时生二姐时，医院电梯如何坏掉，而父亲是如何背着大肚子的她，一阶一阶爬上十多层的楼梯。生二姐后不久，父亲丢了夜总会工作，认识了一些酒肉朋友，也有女人老逗他，老实的他，反而一下就薄脸皮地不好意思拒绝，成了讨钱的大哥。
而独子的他，也为母亲老是没有怀儿子而心有遗憾。
多八股，却多真实！
生下我后，母亲的身体就因劳累而无法再怀孩子，父亲渐渐夜归，工作也不去了，回家时总是醉醺醺的。
为了养活四个孩子，母亲收起破碎的心，坚强地又开始四处去驻唱讨生计。干爹则照顾我们小孩，照顾父亲。
他还曾经喝醉了，倒在街头呼呼大睡，被警察抬了回来。这样的父亲，母亲却从来没有怨言。
我们家的小孩，都长得有点像他，尤其是浓浓的眉毛和倔强的脾气。
终于分手，母亲再嫁去日本，带了我和三姐。而我这个一直埋怨他的小孩，一下就忘了台湾的一切，只为了新环境以及继父的养育而着迷。
我们很幸运，继父待我们不薄。教育、生活，一点一滴，也都算照顾到了。
我一直不了解父亲，直到回台湾唱歌。
父亲替我签约。那时他结婚了，娶了阿姨，生了个小男孩，他说：“你用日本名字，那爸爸的吴，就没人知道了。”又说：“你的吴静怡还有姐姐的名字，都是爸爸取的。”
我不在乎，你又不要我们，你只要帮我签约就好了，我心里想着，手插在口袋里，也没告诉他，用日文名字是为了谢谢继父的养育之恩。
然后他骑着50CC摩托车，一百八十多公分的大个子，骑着小车子，在拥乱的台北来来去去。
已经五十多岁，身体有点弯，头发有点白了。因为相处日子渐多，发现他很爱孩子，又发现他很单纯，再发现他很爱朋友然后他告诉我，他其实很谢谢母亲。
我很迷惑，不负责任的父亲原来只是一个离了故土的孩子，不适应这个海岛，不适应现实的生活环境。
然而，爱上了他，喜欢他的小玩笑，喜欢他的帅（五十多岁依然），喜欢他会玩各种乐器，喜欢他长不大。
那天，清晨4点多电话铃响，我刚回家，匆忙冲出浴室接电话，是永和的警局打来，问我认不认识吴敏，又问我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答完后，对方略顿了一下说：“吴先生3点多在福和桥上出了车祸，已经过世了……”要我转告家人，早上6点去台大医院认尸。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母亲、姐姐都在日本，只有我和干爹，手牵着手到了台大，在太平间，见到他，一点也没损伤的外观，甚至还是英俊潇洒的面孔。
你真会开玩笑，爸爸，你真顽皮，爸爸。
那阵子我不能吃，不能睡，我把赚来的钱买了一大堆莲花座，拼命烧，烧给我父亲。
不再吃苦了，到了那里，不要再老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不要，不要再骑摩托车了。
我发誓，这一生，我不再怀疑人，不要再后悔，我要尽量去爱，即使对方对我再坏，我也不要遗憾，我要对任何人好。
我叫“伊能静”很多人知道，这名字带给我成就、事业、流言，当然也有朋友、感情。
但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吴静怡”，却什么人知道。
（本文作者：伊能静）
压在箱底的录取通知书
在箱子最底下有一个塑料包，我打开塑料包，顿时惊呆了——一张鲜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赫然呈现在我的眼前！
30年前，我出生在冀东的一个小山村。由于家境贫穷，童年的我生活一直很灰暗，疾病与饥饿始终伴随着我的成长。我的哥哥仅比我大一岁，长得和我一样瘦小枯干，穿得和我一样破衣烂衫。因为是哥哥，所以他处处疼爱我，照顾我，有好吃的都主动让着我。
1977年夏，我们哥俩一块儿到村里的小学读书。在学校我们学习都很努力，成绩也很好，一直是班里数一数二的尖子生。初中毕业后，我和哥哥一同考上了县一中，但哥哥却自愿放弃了到县城读高中的机会，迈进了与初中只有一墙之隔的镇办高中，以便能够挤出时间来帮父母干农活、料理家务。
每当周末回家，我们兄弟俩相聚，我都会兴高采烈地向哥哥炫耀自己那并不很优异的学习成绩。哥哥总是微笑着听我讲完，有时拍拍我的肩膀给我鼓劲：“继续努力！”然而当我问起他在校的成绩时，他却摇着头淡淡地说：“一般。”
高中毕业那年，我和哥哥一同参加了高考。成绩公布后，我勉勉强强地考入了省城的一所高校，成了乡里为数不多的几名大学生之一。这足足让我风光了一时，亲友们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也开始飘飘然。而哥哥却懊丧地宣布自己名落孙山，从此回到家里同父母一起下地种田。第二年他独自一人背着行囊到省城打工，挣钱供我上学，并且还要偿还家里前些年欠下的一大笔债。
哥哥打工的那家私人小厂离我们学校很近，起初他经常去学校看我，顺便给我送生活费。但这却让我很是难堪，因为我不想让同学们知道那个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头发乱糟糟，脸颊瘦削的年轻人就是我哥哥。更何况我那时正在追求班里一个女孩，她的家境颇好，父母都是干部。我对她讲，我的父亲是个乡长，哥哥是乡里的办事员。那天我婉转地告诉哥哥以后别再来找我，钱可通过邮局寄送。哥哥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收到附近一家邮局寄来的汇款单，而当室友们问起汇款人是谁时，我就告诉他们是我在省城的一个亲戚。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所在的海滨小城，并靠自己的文凭谋了一份颇为清闲的工作，不久又娶了一位科长的女儿为妻。然而哥哥依旧是孤身一人，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