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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我一直担心要同母亲、奥丽娅、巴斯卡科夫以及其他的亲人分手，我害怕在不认识的，城里人身边过陌生的孤独生活，害怕身穿制服、铁面无情的老师，害怕所谓的中学。我常常一见到母亲和巴斯卡科夫心里就发紧，自然，见到我他们心里也会是一样。但是，我立刻又高兴地对自己说：还早着呢！而且未来对自己还有这样的一种诱惑：我将是个中学生，穿上制服，生活在城市里，还有许多同学，我可以从中选到一个可靠的朋友。想到这些，心里也就十分高兴……我的哥哥格奥尔基更用这种新生活的美景来鼓励我，勾引我。在我看来，他当时已是一个非凡的人物；长得眉目秀雅，面容清瘦，天庭饱满，目光炯炯，两颊泛起淡淡的红晕，好一副俊俏青年的模样。那时他已经不是一个无名小辈，而是帝国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了，胸前挂着一枚中学毕业的金质奖章。这所中学我眼看着就要进去了。
八月初我终于被送去考试。听到台阶附近有四轮马车的嘈杂声时，我母亲，保姆和巴斯卡科夫的脸色一下都变了，奥丽娅放声大哭起来，父亲和哥哥面面相觑，尴尬地微笑着。“喏，咱们坐下吧！”①父亲决然地说，于是大家怯生生地坐了下来。“好，愿上帝保佑吧！”一会儿之后父亲又用更为坚定的口吻说。于是大家划完十字，站了起来。我吓得两腿发软，赶忙虔诚地划了十字。这时母亲饱噙着眼泪走过来吻我。给我划十字。但是，当她一边哭，一边吻我，给我划十字时，我已经恢复了常态，心想：“上帝保佑，我未必考得上吧……”
唉呀，我居然考取了。为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足足把我训练了三年。逼迫我计算三十乘五十五，要我讲述阿马里基特人②是什么样的一种人，要我“工整地”写出：“雪是白的，但没有味儿，”并且还要背诵：“绯红的朝霞布满东方……”背到这里还不让我结束，直至我好不容易念到“牲口在柔软的牧场上睡醒”时才要我停止。也许老师（红头发，戴金边眼镜，大鼻孔）很清楚“睡醒”这个词的意义吧，于是他赶忙打断我：
“喏，很好，——够了，够了，我看得出。你已经知道……”
是的，哥哥是对的，事实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切都比我想象的简单得多，一切都格外迅速、容易和轻巧地解决了。同时我还超过了什么界限呢！
到城里去的道路是很迷人的，自从我那次破天荒的旅行之后，就再也没有到过城市。那座曾经如此令人心醉的城市，现在一切都已变样，跟过去完全不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着迷了。我在米海伊尔·阿尔罕格尔附近发现了一家相当难看的旅馆。三层楼的中学校舍坐落在一堵高墙之后，在一个铺石的大院里边。虽然我从未进过这样高大、干净和回声很响的楼房。但我发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那些穿着金钮扣燕尾服的老师，虽然头发有的火红，有的漆黑，但都一样的体格魁梧，甚至那个象鬣狗一样的校长本人都不怎么叫人奇怪，不十分可怕。
考试刚完，立刻就有人通知我和父亲，说我考取了，并让我度假至九月一日，我父亲如释重负他曾在测验我的知识的“教员休息室”里非常苦闷地坐着），我更是一身轻松。现在一切都好了：我考取了中学，往后还有整整三周的自由！看来，我当时一定会感到很吃惊的。因为我有生以来。一向都百依百顺，没有自由，谁知突然放我三周假，让我充分享受完全的自由。虽说只有三周，但我还是一个劲儿地想：谢天谢地，整整三周呵！——仿佛这三周就不会有个尽头。
“好吧，咱们现在赶快去找个裁缝吧，还要去吃中饭哩！”父亲走出中学后快活地说。
我们找到了一个短腿的小个子。他的问话之快和量尺码的手法之灵活使我目瞪口呆。他每一句话的结尾都拖长语调。仿佛受了点委屈似的。后来他走进“制帽部”，那儿的窗户积满灰尘，被城里的太阳晒得发烫，里面憋气而狭窄，到处乱七八糟，堆满无数的帽盒，害得老板在其中苦恼地翻寻了半天。他生气了，用我听不懂的话向另一个房间的一个女人大声叫嚷，那女人生着一张懒洋洋的白胖的面孔。他们是犹太人，不过完全属于另外一类。这老头儿留着浓密的长鬓发，穿着一件长黑哔叽礼服，戴着一顶哔叽布帽，帽子歪到后脑勺，胸前和腋下都长着一大把粗毛，从眼角直到下颚，还蓄着一蓬黑得象油烟的胡须，他面色阴沉，郁郁不乐的样子。总之，他象是一件可怕的、忧伤的东西。他终于给我挑出一顶非常漂亮的蓝色便帽，帽圈上还有两条银白的小树枝闪闪发光。我戴着这顶帽子回家，想让所有的人和母亲都高兴。他们的高兴是很莫名其妙的，因为父亲说得完全正确：
“那些阿马里基特人对他有什么用呢？”
…
① 俄国风俗：送别亲人之前，大家都要静坐一会儿。
② 阿马里基特人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属于贝图恩族，与以色列族有血缘关系。
二十
八月底，有一天父亲穿上长统皮靴，束上子弹带，肩上搭着一只猎袋，从墙上取下一支双管猎枪，叫了我一声，然后再叫那心爱的栗色猎犬，漂亮的查尔玛。于是我们一同沿着通往池塘去的道路，走在收割过的田野上。
父亲穿着一件花斜领衬衣，戴着一顶白色便帽，我，虽然是大热天，天气干燥，仍然穿着中学的制服。父亲身体魁梧，强壮有力，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在前面，弄得黄色的麦茬沙沙作响，他吐出来的烟雾在他身后飘散开来。我跟在他的右后边，按照狩猎的规矩。保镖应该走在右边，我认为遵守这些规则可以得到极大的快乐。他不时吹吹口哨。鼓鼓大家的劲头，于是查尔玛微微有点兴奋，常常摇摆身子，抖抖卷紧的尾巴，全神贯注地去听、去看、去嗅，在我们面前急速地窜来绕去，两边搜寻。荒漠的田野还是象夏天一样明亮和快乐。有时一丝热风完全停止下来，太阳晒得人实在够戗，你可以听到周围晒得发热的咝咝、手表的滴答声以及铁匠打铁的声音。有时轻轻吹来一丝干热的微风，微风逐渐加大，刮过我们的身边。突然、在收割时压出来的路上卷起一股尘土，把尘土戏弄一番，掀得老高老高。风旋转着，卷成一个漏斗形，凶恶地向前方刮去。我们机警地跟着查尔玛。它老是那个样子在前面走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地愈走愈远。它常常突然地呆立不动，全身向前倾斜，抬起右脚，盯着它前面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父亲轻声地说：“抓住它！”于是查尔玛便冲向那看不见的东西。刹那间，嘿！一只短尾巴的大鹌鹑从它身下艰难而笨拙地（由于肥胖）挣脱开来，还没有飞出五步远，这一团东西又在一声枪响中落到收割过的田地上。我跑过去拾起来，把它装进父亲的猎袋里……
这样我们走到了黑麦田的尽头，后来又穿过马铃薯地，经过一个泥塘，它的长形水面闪耀着闷热的光芒。泥塘在我们右边山坡之间的一个峡谷里，山坡由于牲口的践踏，成了光秃的样子。山坡上，一群白嘴鸦伫立在开阔的高地上，无所归依，默默沉思。父亲看了一会说，白。嘴鸦一到秋天就打算去集会，它们现在开始考虑远走高飞了。此时我心中不由又生起一股别情离绪，这不仅是因为要同即将消逝的夏季告别，而且要同田野，同荒僻而可爱的边区中我感到珍贵和亲切的一切分手。除了这个天荒地远的边区之外，我在世界上还没有见识过别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幽僻的住处，我那世人不知、无人需要的幼年和童年的花朵宁静地、孤单地开放着……
后来我们靠着左边前进，沿着一望无际的、已经犁耙过的黑油油的耕地中的田埂向扎卡兹走去，这还是我们的田地。一匹枣红色的刚满周岁的马驹正在干硬的黑土块上拉着一张耙，它还是一只细腿的乳兽，尾巴根部还是柔软而光滑地打着卷。这匹马驹曾经答应送给我的，可现在竟然不同我打商量，求得我的同意，就把它放出来干活了。一股灼热的微风吹来，八月的太阳在耕地上空照耀着，似乎还是夏天的老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