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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小伙子很老实，干起活来也特别勤快。我战友的爱人很喜欢他，听说他要学车，考驾驶执照，就说：“这样吧，我支持你一下。”陈阿姨给了他一个红包，那里面包了１０００块钱。他千恩万谢，加上自己的２０００多元积蓄，心想学车的钱是够了。谁知这时他回了一趟家，想给孩子报户口，结果不但孩子的户口没报上，还因为没计划生育被罚去了３０００元钱。他实在无法向陈阿姨交待，就向在东莞打工的姑妈去要钱，最后才学成了驾驶技术，拿到了驾驶证。
但是，由于他刚学的驾驶技术，没有车公里，没有经验，没有人要他开车，所以还不能凭这门技术挣饭吃。
我本以为他这时候应当苦尽甘来，命运会发生转机了，谁知仍然是在“艰苦奋斗”之中：
他住的是学校的地下室，每月８０元的租金，学校掏一半，他掏一半，水电费就得自付了，谁知那１０平方米的房子里不断地来人，他的弟弟也跑来打工了，还有表妹与堂弟等，有时候一房子住了六七个人，两张床，每张床得睡３个人，人多时还得打地铺。虽然房钱没有增加，但饭费、水电费用却是很大一笔开支。
这还不是他“艰苦奋斗”的原因，他们“夫妻”两口一月挣８００～９００块钱，加上他们的孩子，三个人生活已经够紧张了，现在却遇到“第四者插足”——这个人已快要来分他们一杯羹——他的女朋友肚子里又怀了一个孩子。
听到这里，我问道：“你的生活已经这样紧张了，为什么那么快就要第二个孩子呢？难道不能打掉吗？”
他却并不在意地说：“有两个孩子不算多。”
“……”
他的父母在农村种地，每人只有８分地，全家也就是二三亩地，只能自给自足，没有余钱剩米。他的父亲不过４７岁，还是个壮年，却抚养不起３个孩子。他１９岁出来打工，他的在小手工作坊中打工的民工妹妹十五六岁，小学还没有毕业也出来打工了，是给人家当保姆。他的弟弟，也是十六七岁，上初中时想出来见见世面，打了两个月的工后，回家不想读书了，于是也到了杭州。他出来前，家中盖房子，欠了一屁股债，直到不久前才还清。他的壮年父母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却在种田的同时还得带４个孩子（有一个是他的，另三个是他姑姑的），恐怕再接下去，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也要生孩子了，还得叫他的父母去带。
张志兵在向我诉苦，他话语平淡，却听到了心中的不平。他说：“我到杭州８年了，看着别人家的生活好，也羡慕，也眼红，自己也想好，就是没那个本事，只得出苦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怪爹妈没生好，条件差，想干什么事都没有靠山，全凭自己傻干。现在不想再去上学了，心野了，只想当个司机，能开个车，就心满意足了……”
他好像是在怪自己的命不好，怪自己没有一个好的老爸，但是在我看来，多生多育才是他家的贫苦之源。他父母由于农村的贫穷，带不动他们兄妹三人，这才没有让他们学到很高的文化和技术。到了他这一代，本来可以走出这个“怪圈”的，可是他才２７岁，他的女朋友才２２岁，都很年轻，就有了两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总共要生几个孩子才收场。如果也是三四个四五个，他岂不是又像他们父辈一样，进入了一个永远也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教育，永远也挣不到大钱的境地吗？
他从老家走了出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中，虽然可以说他比他的父辈生活改善了一些，却仍然在那里绕着圈圈，一个不能提升自己到高层次上的螺旋。但是这些话我没有说，我知道他听不进去也不会懂，因为多儿多女多得福的观念，在农村有着几十辈子几百辈子的遗传，尽管在他们头上有一条计划生育的杠杠压着。
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我采访的上百个人中，那些年纪像张志兵一样大小的青年人，没有一个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少则三五个，多则六七个）——多儿多女给农村带来的是低文化与苦生活——他们像驴推磨那样，永远在同样的怪圈中重复着劳碌也重复着贫穷。
守护在混沌的边缘上
动力系统：
秩序——“复杂”——混沌
物质：
固体——“相变”——流体
计算机：
停止——“不可决定”——非停止
生命与智能：
过于稳定——“生命／智能”——过于喧闹
但所有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朗顿判定：“固体”和“流体”不只是物质的两种根本的状态，就像是水和冰那样，而是一种动力行为的两种根本等级，包括像分子自动机规则的空间，或抽象算法的空间这样彻底的非线性王国的动力行为。他还进一步认识到，这两个动力行为的根本等级存在，意味着第三个中根本等级的存在：混沌边缘的“相变”行为。在混沌的边缘，你会碰到复杂的计算机，很可能碰到生命本身。
难道这意味着有一天你也许能写出相变的一般性物理规律，包括能够解释水的冻结和溶解以及生命起源奥秘的规律？或许吧。也许生命起源于40亿年前的原始初汤，起源于某种真正的相变。朗顿不知道，但他无法抗拒这样的想象：生命确实是永远力图在混沌的边缘保持平衡：一方面始终处于陷入过分的秩序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又始终被过分的混乱所威胁。他想，这就是进化：这不过是生命学得越来越善于控制自己的参数，以使自己越来越能够在边缘上保持平衡的过程。
● 有两股绳在拉扯着民工潮
城市的铁饭碗，把工人、城里人端懒了；农村的一亩三分地，把农民种穷了。同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秩序”，造成了社会体制的分割，由此而产生的财政、金融以及观念、思想的隔阂也异常严重。
今天，不仅是国家政策作了调整，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进城，打破了这种二元结构。在亿万民工的冲击之下，并随着致富的民工在城市里购置了房子，建起了家，还随着他们中的某些分子成了百万、亿万富翁，优越感超过了城里人，“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概念开始模糊。
“英雄不问出身”。当城里人与农村人一旦被放在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竞争的时候，许多农村人便用他们的智慧和能干超越了城市人，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而那些懒惰的不思进取的城里人，也就像清末的“八旗子弟”，开始衰落下去。最后，一切的一切就开始混淆。而这，也许正是我们所企盼的。
深圳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美国科学家法默在研究人工生命系统后如此说道：“现在事情很明显了，用中央集权的办法来控制社会不会有好结果。”从长远来看，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体制过于僵硬呆滞、对社会的控制过于严密，所以无法维持下去。而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放任自流的社会体制是行不通的。一切健康的经济和健康的社会都必须保持秩序与混沌之间的平衡，而不是保持某种软弱无力的、平庸的、中间道路的平衡。这就像活细胞一样，它们必须在反馈与控制之网中调整自己，但同时又为创造、变化和对新情况的反馈留有充分的余地。法默说：“在自下而上组织而成的、具有灵活弹性的系统中，进化油然而兴。但同时，在该系统中，自下而上的活动必须纳入正轨，使其无法毁坏组织结构，进化才有可能。”混沌边缘上的复杂动力，似乎是这种进化行为的理想解释。
这段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理论思考：每一个社会与自然系统，都存在着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是“秩序”，这是冰冻的阶段，分子与分子间、人与人之间都被凝固、割裂开来，虽然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阶段是不好的，太僵化太死板了，人与人之间正是缺少了交流碰撞而少有机智创新的迸发。第三个阶段是“混沌”阶段，所谓混沌即是混乱，好像是洪水泛滥，到处乱流。这个阶段也不好，混乱造成了大量的内耗与无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
在两者之间，就是“复杂性”的阶段，它区别于“冰”与“水”，是属于“冰水混合”的相变阶段。它比冰积极，又没有水那么紊乱。我们可以称它为“混沌的边缘”。这是一个最积极的阶段，地球上的生命或许就是在这个阶段中诞生的。
在这个阶段上，有着一种危险的平衡，一方面，有一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