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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找到了樊景文。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樊景文，还没开口讲话，便掩饰不住激动和悲伤而大哭起来。
樊景文告诉记者，自己以前不认识刘祥歧，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并在刘的劝说下接手鸿利公寓土建工程。为了筹集款项，樊景文先是将刘祥歧以１７．２万元抵给工程款的一套房子勉强以１２万元卖出，钱不够，樊又把家里的房子卖了，把亲属的房票抵押了１０万元，再加上家中的存款等总共３０万元全部投进去，而在这期间，刘祥歧却又向樊借了２２０００元现金。
樊景文告诉记者，至今为止， 刘祥歧只给了自己三套房子抵现金７１万元。樊景文好不容易才以５０万元将房子卖出，全部发给工人开了工资。去年春节时，为解决民工回家过年的钱，樊景文央求刘祥歧同意民工运些水泥换钱以抵工资。樊景文告诉记者，在两年的时间里，刘祥歧只给了２７０００元现金。而按照将要完成的工程量计算，刘祥歧还拖欠工程款２５万元。
为了解决民工的工资，樊景文每天往返于律师事务所和相关部门之间。“我们的民工现在都吃不上饭了，我只好为他们赊来了大米。一些民工很同情我，很理解我，现在一些民工已经出去要饭去了。”说到伤心处，樊景文再次泪流满面。
暴力事件接连发生
既然明知丹东二建是造成拖欠工钱的直接因素，为何不找刘祥歧直接解决问题呢？几个民工听罢连连摇头，显得非常恐惧。民工们告诉记者，刘祥歧和他的几个打手在工地上非常霸道，说打就打。自２００２年８月份以来，在鸿利工地上至少发生了六七起暴力案件。
黑色记忆之一：网上逃犯当更夫，民工被殴后突亡
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的民工白金山因为迟迟没有拿到自己的工钱，便一直在工地内等待。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晚８时左右，白金山在一楼与喝酒归来的工地更夫丁发产生了口角，丁发不分清红皂白将白金山打倒在地，连续殴打２０多分钟，期间丁发用膝盖猛撞白金山的腹腔等部位，旁人劝开后白金山被带到二楼躺下。晚上１０点多钟，一民工惊醒后发现，白金山已经一动不动，经１２０急救人员现场确定，白金山已经死亡。
１２月１６日中午时分，合作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将躲在一工棚内的丁发抓获。丁发承认了１５日晚酒后打人的事实。经警方调查，曝出惊人内幕，原来３９岁的丁发竟是在逃已久的网上逃犯。丁发１９８１年因盗窃枪支被判刑６年，后又因多次盗窃被判刑，２００２年丁发因砍伤他人被劳动教养两年，现为在逃人员。
（黑色记忆之二、三略）
黑色记忆之四：话不投机，民工鼻骨骨折
负责鸿利公寓楼门窗装饰的是５１岁的梁启发，本来与刘祥歧只是脸熟认识而已，双方没有合作关系。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下午３点多钟，梁启发在工地上遇到了刘祥歧。没说上几句话，刘祥歧突然挥拳打向梁启发，在被人制止后，刘祥歧从工地上喊来一名男子，并叫嚣：“给我打，出事算我的。”梁启发的儿子上前质问刘祥歧，也遭到殴打。刘祥歧仍不肯罢休，又打电话喊来五六名男子，将梁拖到自己办公室继续殴打。
此时刘祥歧对梁启发称，自己的手机和一张两万元的欠条与梁厮打时丢了，让梁赔偿并写下欠条。梁启发在拒绝后又遭到打手们的殴打，无奈写下了同意赔偿刘祥歧手机损失费３８００元的欠条。此时梁启发的身上及屋内的地上已经沾满鲜血，刘祥歧让梁启发去水井旁清洗一下，回来后继续逼其写下两万元的欠条，直到丹东市公安局开发分局商旅派出所三次出警一个多小时后，暴打才被制止，事后经医院诊断，梁启发的鼻骨骨折。
黑色记忆之五：讨要工钱竟遭殴打
丹东市元宝区的单义峰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向刘祥歧讨要工钱，最后遭到一顿暴打还被迫写下了数千元的欠条。单义峰是工地上负责钢筋工的包工头，提起往事，仍心有余悸。据单义峰介绍，２００２年中秋前夕，为了给工人们要笔工钱过节，单义峰找到刘祥歧要来６５００元，随后全部分给３８名民工。
“十一”时单义峰再次找到刘祥歧要钱，不料当即遭到刘祥歧的骂。“十一”之后，单义峰在工地上莫名遭到了刘祥歧的打手尹安东和另一男子殴打，并被强迫写上了“单欠尹６５００元”的欠条，要求半个月内必须还清，否则后果自负。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正在家里的单义峰被尹安东派来的３个男子叫到了一浴池内，此时浴池内除了尹安东外还有七八个打手。尹安东让单义峰按照欠条还钱，遭到拒绝。屋内的七八个打手一拥而上，拳头雨点般落下，单义峰的头被这些人粗暴地撞向墙壁。单义峰被打得血流满面，殴打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第二天，单家的人连忙借来了４０００元钱交给对方，其余款也在凑齐后被对方取走。事后单家报了案，但害怕遭到报复，当警察核实情况时，单家人选择了沉默。
在如此的状态下，尽管第一线的包工头是好的，民工们还是拿不到工资，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工程款不到位的问题，而且要面对一场即将来临的暴力：想要钱吗？不怕死就来要吧！有哪个民工敢于同养着一群打手的承包方去“理论”呢？
除非他是霍元甲！
讨要工钱为何如此艰难
熟悉内情的记者们，向我介绍了建筑工程承包的诸多黑幕。孙超说：“开发商欠‘大包’的工程款，‘大包’欠‘二包’的材料费，‘二包’欠‘三包’的包工钱，‘三包’又欠民工的血汗钱。民工无法继续工作就被撵出工地，于是工地停工。开发商无法收回巨额投资身背重债，四处躲避。在一些地方，每当民工的血汗钱讨不来的时候，这个‘恶性循环’就开始运转。更为惊人的是，有时，一个上千万元的项目，竟然没有规范完整的承包合同。我们连日来同劳动监察部门在调查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深切地体会到，建筑市场的混乱局面让人吃惊。业内人士告诉我们，这种混乱状况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拖欠民工工资问题的无法解决。”
有一位在“大包”手下工作１０年的施工队长向他们透露了若干内情：
甲方开发商将工程包给乙方建筑商后，大包工头通过熟人找到了承建商，想在工地上找点活干，并支付了一笔“中介费”后，在承包商的默许下，他们进驻工地开始在某栋建筑中施工。因为有熟人关系，“大包”未与承建商和开发商任何一方签订正式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一口价”一平方米给５３０元。于是，大包从外面找来了同样是外地人的３个“二包”，他们分别负责这栋主楼的“主体”、“抹灰”等工程。而每个“二包”得到工程后，又找来“三包”分别承担“钢筋”、“瓦工”、“木工”、“管理”和“水电管线”等工程。但是这位施工队长说，不但“大包”与承建商和开发商没有签订合同，“大包”与“二包”、“二包”与“三包”、“三包”与民工们几乎都没有任何正式的协议或者合同。
结果，意外的情况发生时，大家都傻眼了。工程刚刚进行了三分之一，开发商与这个“大包”闹翻了，把这个“大包”和所有“大包”手下的人撵出了工地，自己与“二包”直接再达成口头协议，让“二包”带着人继续干。虽然工程款项高达三四百万元，但是没有书面合同，被撵出工地的工人们只好找自己的班、队长，班队长又找到工头，工头层层往上找，除了刚刚开工时得到的一些款项外，垫资开工的“大包”再也无力支付四五十万的现金，加上原来的工资，干上一年，工人们不但没领到工资，还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这样，他们回家过年的钱就没有了。
无法拿到“血汗钱”回家的民工们之后找到当地城建和劳动部门，希望帮助自己讨要工钱。但是，这项调查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进行不下去了。问及原因，调查人员说，因为无论是“大包”还是“二包”，没有一个人有资质证明的，他们用老百姓的话说都是“黑包工”，追究开发部门和建筑部门的责任是一个方面，糊里糊涂的民工们跟着干了一年半载的活，因为没有欠据、没有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