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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mmＨg，全昏迷状态，双肺呼吸粗，生化检查肺功能轻度损害……几天过去了，医院虽大力救治，但患者病情未见好转，雇主交给医院的５０００元钱和患者家庭自己垫付的几千元钱早已用完，医院天天催其父母交医疗费，而这时雇主却不见了踪影。以务农为生的患者父母垫付的钱也是东凑西借的，再回去借钱非常困难，何况儿子的病需要花多少钱还是个未知数，患者父母焦急万分。在病友的提醒下他向新闻媒体反映自己的困境。《新安晚报》年轻记者杨胜同志奋笔相助，写下了“一打工仔昏迷７天７夜”的专题报道。也正是这篇力作，使合肥市卫生防疫站职业卫生科得知该消息，并立即展开职业卫生专题调查。
赵云工作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工作现场是个１００平方米左右的院子，里面各种回收的塑料品堆积如山，包括一次性塑料口杯、饮料瓶、各种化工原料和试剂瓶等，据赵云父亲介绍，这些回收塑料，先由一个１６岁的孩子进行分拣，再由赵云进行破碎。其作业场为半敞开式作坊，分拣间为三面封闭，其东面和北面为竹笆围墙，破碎在敞开的竹笆棚下进行，南侧与西侧的太阳光可以直射到破碎机上。现场无任何防护、除尘、排毒设备，无防暑降温措施，塑料破碎后也未进行任何消毒处理。工人住房内闷热异常，其温度与室外温度相差无几。查气象资料表明，７月８、９、１０日三天，合肥地区平均气温在３５度左右，白天最高为３７度……
这个案件经法院最后裁定，判决被告承担赵云医疗费用1。3万元，尽管误工费、营养费等相关的费用都没有得到赔偿，但也是合肥市历史上首例个体及私营企业打工者健康损害要求赔偿完全取得胜诉的案件。
不过，直到法院判决时，赵云却仍然没有恢复，他只能断断续续吐３到５个字，严重失调，无法站立，加之他在医院里已花掉了２万余元，无法再负担高额医疗费用，他已于１０月１日自动出院，治疗被迫停止。
例子二一名深圳打工仔苯中毒酿成白血病。
１９９８年２月５日，张家祥应聘到深圳龙岗爱联台湾工业区志得利电子厂任车间主管。该厂主要生产导电橡胶，原料采用硅橡胶。张家祥的工作除了管理车间外，还兼教新进厂的工人完成后道工序——丝印、喷油，而油墨需要加入一定数量的苯。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日，他离开了志得利电子厂。据称，他离开工厂的原因不是该厂工资不高，而是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如经常头晕、牙龈出血等。他曾到私人诊所求诊，医生量得他的血压很高。向老板请假看病，老板总是不批。联想到老板不把工人当人看，对他也动辄破口大骂，甚至长时间罚站“反省”，他就干脆辞职了。
４月１日，张家祥应聘到龙岗丰田丝印厂工作，干的活与志得利厂相同，但工作环境和待遇却比原厂好得多。
同年９月４日，他陪同女友到龙岗妇幼保健医院看病时，一医生见他脸无血色，且指甲发白，便建议他抽血化验。化验结果一出，医生就告诉张家祥，他的病耽误不得。第二天，张家祥住进了龙岗区人民医院。经血液病专家会诊，结论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他的血小板只有正常人的１／２０，属危重病人。在病床上躺了１２天，张家祥便出院了，因为付不起巨额医疗费。这时结账共５４００元，张家祥还是向厂里借了４０００元才付清出院的。１０月８日，张家祥带着仅有的９００元钱，慕名到省职业防治病医院求医。医院考虑到患者病情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还是把他接收了下来。人间毕竟还有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张家祥这次住院差不多一年时间，已拖欠了医疗费用７万多元。
据广东省卫生监督二所副所长、省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全国基层卫生防疫管理学组委员黄汉林在接受采访中称，张家祥的病因与丰田丝印厂无关，其染毒源在志得利电子厂。但是他在申请劳动仲裁时被驳回，因为该厂声称已同张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并向当事人下发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张家祥又转告丰田丝印厂，仲裁委作出裁决，要丰田厂先行垫付张家祥急需医疗费１８万元，丰田厂不服这一仲裁。
几次落空后，精疲力竭的张家祥又将志得利电子厂告上法庭。２０００年５月３０日和７月２８日，龙岗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被告律师认为原鉴定不具法律效力，应由司法机关重新委托有关专家鉴定，法官也建议原告撤诉。“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此案必须通过劳动仲裁法院才能受理。”而根据《劳动法》规定，张家祥若申请劳动仲裁，则早已过了申请时效。希望再一次落空，此时的张家祥已经万念俱灰、一筹莫展。
例子三江西金矿工人得了矽肺病。
１９８７年，江西农民朱淼生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去乡里开办的金矿当了一名工人。虽然累点苦点，几年下来倒攒下了一笔钱。１９９２年，他请人打下地基，准备盖一幢新房。然而直到今天，新房还是只是地基，朱淼生却已死去多年，前不久，家里为他迁坟时发现，遗体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那已缩成鸡蛋大小的肺块，仍如石头般坚硬，锤打不烂。
１９８６年，江西省修水县土龙山发现了金矿。当时朱淼生他们全使用干钻开矿。由于在高浓度的粉尘环境下作业，１９９３年就出现了第一批矽肺病人，后来发展到２８１个，疑似矽肺病人９９个，其中２５人已经死去。也曾有人因采金而富裕过，但矽肺病把他们再次抛进了贫困的深渊。他们跑到乡政府去讨说法，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自己在山上挖金得病，找哪儿也没用！”无奈之下，他们将乡政府告上法庭，结果每人得到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元的一次性赔偿。但这对于得矽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中国工伤事故的频发与增加，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吉姆？约翰逊在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８日发自深圳的报道上如此说道：
根据中国媒体透露的数字，今年大约有４万名中国工人的手臂、手和手指被机器压碎或切断。大多数工伤事故发生在拥有重型冲压设备的金工车间和电子工厂，拥有皮革切割设备的制鞋厂和手提包厂以及拥有高温燃烧机器的玩具厂和工业塑料厂。
在深圳医院的病房里，受伤工人告诉记者，工厂管理人员拆除了机器上影响产量的安全装置，让工人在不安全的设备上工作。一周苦干近百个小时的工人由于劳累过度而头晕目眩，一不留神就被机器切去了手指。
地方官员通常故意忽略可怕的安全状况，担心工厂老板将工厂迁往别处。他们将受伤的民工送回偏远山村，将工伤造成的沉重负担转嫁给贫困的内陆省份。
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陈嘉威（音）说，小工厂老板对全球顾客没有任何优势，他们总担心被其他供应商取代，因此想方设法快速挣钱。该委员会负责监控大陆工厂的劳动条件。
中国媒体将浙江省阳康称为“切指城”。据报道，阳康有７０００家制造各种工具的小工厂，这些工厂每年有大约１０００名工人被机器切断手指。
对年轻人而言，失去一只手无疑于厄运来临。在每年有２０００万名健康人四处找工作的情况下，工厂老板从不雇用残疾人。肢体残缺的工人往往陷入了孤苦伶仃的状况。
２８岁的孙宏远（音）说：“没有钱就很难找到女朋友。”他几年前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手。
工伤事故对农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中国实行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只得依赖孩子养老。
北京地质大学工作场所安全学教授罗云（音）说，一些工人宁可死去，因为这样他们的父母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笔赔偿金。
罗云说：“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我们死得起，但我们伤不起。’”
● 职业卫生立法势在必行
《健康报》社的王晶珠；是位相当热心于民工健康、呼吁职业卫生立法的记者，她写过多篇文章，揭露了许多民工被伤害的事实：
１９９７年冬，王晶珠随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调研组赴全国部分省市，目睹了从事各种有毒有害作业人员的工作现状，听到了要求以法律来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