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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何姐这样在京长期打工者不同。昨天走出北京站的还有不少是第一次来京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几名从河南来京的女孩子对记者说，她们是在同乡那里听说北京特别缺小时工，就趁着返京高峰到来之前提前赶来了，比别人早到几天，找工作的机会也就大一些。
“北京巾帼家政服务公司的王女士告诉记者，随着北京人对家政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这几年许多家政服务员回家过年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缩短，从昨天（初五）开始，该公司就有一些家政服务员开始到客户家里上班去了。”
比别人早半拍、快半拍，无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
这使我们想起了“民工潮”始发时期外出打工的那一些人，他们是如何得风气之先想到要走出那块贫瘠土地的，他们的命运有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应当是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２年，我们可以称作为移民浪潮的前奏期。
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有一个名叫宦境村的地方。宦境的名字很怪，听老一辈的人说，这里原名叫“番径”，是少数土著人居住的偏远山区。抗日战争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宦境村，新楼是外出打工者盖的房子期间，成为一块革命根据地，东江纵队经常出没于此。解放后还活着的老革命成了高级干部，于是才将这地方更名为“宦境”，表示这里是出官宦人才的风水宝地。
这个村子里原有５０００多人，在民工潮到来的前奏期，一下子走出去３０００多人，他们主要是到深圳去打工，还有的人跑向了广州和上海。
２０年过去了，这些“先驱者”的现状到底怎么样了呢？
笔者随着朋友曾庆刚先生，乘着他的奔驰车，到那个山村里去深入了一回。
这是一个非常闭塞的村庄，四面都被小山围绕，土地既少且贫，每人只有三分地。山村里新楼与旧房间杂，据介绍，那些盖新楼的户主都是在外面挣了钱后盖的，而那些旧房的主人则一般是守家不出的农民。不过，这里守家不出的农民实在太少了，在整个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６１３８９９部队”，“６１”是儿童；“３８”是妇女；“９９”是老人。这是外出打工农村的普遍现象。
黄姓村长告诉笔者，这个村主要有两姓，一姓曾，一姓黄，当初出去的３０００人，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的有２００余人，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有十余近二十人。这个村里出去的人，一般都做家具买卖，广东人称之为家私。他还为我说出了几个名字，他说道：“有个曾升华，在深圳开出租汽车公司，公司有小车３００多辆；还有一个曾其中，做家私生意，已拥有十几家商场，什么国泰商场、顺高商场等。黄文辉、黄廷阳、黄仕涛、曾海艺、曾建国等都是开家私商场的，什么光辉家私商场、松宝家私商场、先岭家私城，都是他们开的。可能还有不少人，我们不清楚了，有些人怕露富呀，就瞒着乡里不说。”
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是，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前些年，陆续逃到香港去的有１５００人，在香港形成了三个村落，村长就是曾姓和黄姓人，这些人也不同程度地富起来了。
我看不出村子有任何奇特之处，但相信迷信的黄村长说，这是因为他们村子的风水好，所以以前出官，现在出富商。黄村长说道：“围着我们这个村子的是两条龙，两龙对接的地方还有一只乌龟，现在我们在接口处又修了水库，挖了一个大塘。你想，龙与龟都需要水，有了水还能不飞腾吗？”
宦境村住的都是客家人，曾、黄两姓来到宦境已有５００多年的历史了，前４８０余年都没有“发”过，惟独这些年“发”了起来，这难道不是今天的政策今天的时代给了宦境村如此良好的机遇吗？不过，这些话我没有对黄村长说。
时代与政策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却及时利用而走向成功，另一些人却还躺在国有企业捧着“铁饭碗”睡懒觉，因此坐失良机。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那些“早行人”，他们得以成功的初始原因是什么？
在杭州，有一位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老总，叫陈立钻。这样讲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是要提起立钻牌“铁皮枫斗晶”，相信知道其名的就大有人在了。
陈立钻生于１９５５年阴历２月２４日，是天台县城关镇一个农家的孩子。上过两年高中，１６岁他就当了“赤脚医生”，开始了他“江湖”的历练。先是跑到山上的水库工地打了两年的山洞，以后，又到小五金厂、工艺厂、橡胶厂里去打工。那时还不叫打工，他是当采购员和销售员，跑过上海，去过东北，推销他们天台县的产品。到了20世纪８０年代初，当人们把“万元户”的称谓加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身上时，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了四五万元的积蓄了。
这时候，他有了一个违反常规的选择，他不是拿着这笔钱到大城市里去做生意，而是拿回家来种草药。
让别人看来是违反常规的做法，对陈立钻说来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是“赤脚医生”，对草药的性能熟悉，而且他深知天台山是块风水宝地：济公李修缘就出生于此，并且，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山采药而遇仙的故事，也发生于此。
无疑地，先前的磨练给了他莫大的好处，他竟在山里种了８年草药，相当于中国打了一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
因为他种植的草药非同一般，是一种叫“铁皮石斛”的东西。据古籍《道藏》中记载，千年石斛精，千年山参精，千年首乌精，以及海底珍珠、茯苓、冬虫夏草等为道家的九大仙草。其中铁皮石斛排在首位。而在这九大仙草中，惟独这个铁皮石斛，是补阴的良药。民间传说，这千年的石斛精、千年的山参精都能够像白娘子那样变化成人形，谁遇到了谁就有福气。在旧社会里，能吃得起这种名贵药的，只有黄金荣、杜月笙和梅兰芳这样的有钱人。
也许自然界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愈是珍贵的草药愈难生长。铁皮石斛生长的条件极其苛刻，晒到太阳必死，种在土里必死，它一般生长在悬崖峭壁的背阴处，承雨露雾气而生，采月华精神而挺。如果有一个山里人能在峭壁上采到一棵这样的石斛，他一年的生计就不必犯愁了。
由于这种草药自然繁殖率极低，所以到解放后，就极少了，而到了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自然界再也看不到野生铁皮石斛了。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右二），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左一），原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右一）和浙江天皇公司总经理陈立钻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农业专家们，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开始试着人工栽培，至今未获成功；而在我国，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从最高研究机构到各省市农业院校，都曾投入过大量精力和财力，试图将它培植成功，而失败的比例是百分之百。
这个陈立钻，硬是将这种草药栽培成功了。他遇到的失败，他亏空的钱财，都难于一一算计，他告诉我最简单的情况是，由于太艰苦，跟随他在山里一齐劳动的十余个民工，没有一个坚持下来，而他那条忠诚的看家狗，也耐不了艰苦与寂寞，离他而去。
由于他种出了这样一种珍贵的草药，便趁机到杭州去发展，成立了天皇野生植物实业公司，成了一名小老板。
一种由铁皮石斛为主要原料的“铁皮枫斗晶”应运而生，而且很快打开了销路，成为浙江省最名贵的保健品，继后又被开发为正式药品。数学家陈景润、文学泰斗巴金，以及中科院百多名老院士，都吃过这个药。它还被邓楠介绍给了父亲邓小平，陈立钻曾经去过小平同志的家，指导过小平同志服用这种中药制剂——这，是陈立钻一生引以为傲的事情了。
现在，这家公司到底怎么样了呢？２００４年的４月，我再次访问了更名为“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先生。
陈立钻告诉我，他的企业共分两摊，一摊是天台山种植与研究基地，在那里他吸纳了农民工２００多人，如果加上季节工，约有３００多人；在杭州这一摊，是作家巴金向浙江天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立钻谈铁皮枫斗晶治疗他多年的帕金森氏综合症的显著疗效，还将他的最新著作《巴金家书》签名送给陈总，以表谢忱销售公司，也有上百人。他去年的销售额为２．７个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