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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伯先耐心地听取了方寸已乱的胡伯特的报告，然后说：“请您和您的儿子罗伯特来一趟我的办公室，好做个记录。”
“谁来？我儿子受了重伤！”胡伯特对着话筒吼道。
“他在医院里吗？”赖伯沉住气问。
“不，他在我家里。”
“他能走路吗？”
“他的双腿还没有被打断！您有责任来这儿看看一位重伤者。我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哈比希处长，您要知道……”
“我们这就来。”赖伯挂上了电话。矛盾已经够多了，他不愿再添上一个又一个人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什么事，伤了感情总不好。
“这不是存心嘛！”胡伯特重重地扔下了话筒，“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半小时以后，刑警官员来到哈比希博士的家。这时海梅斯大夫已经来了，他给罗伯特做了检查，没有发现内伤，只是鼻梁骨裂，腰部、肩部和胸部有淤血，左脸肿胀，右额角有伤口。大夫给罗伯特的头部做了包扎，看起来挺严重的。赖伯探长进门时，罗伯特还穿着有血迹的衬衫，更是给人一个重伤者的印象。
“你们可来了！”胡伯特咄咄逼人地说，“时间真够长的啦。”
赖伯解释说：“我们遇上了堵车。”
“堵车？警察也会遭到堵车？你们不会拉警笛吗？”
“我们只在紧急出动时才拉警笛。”
“哦，这么说，我儿子罗伯特被袭击就不是急案了？有点什么屁事，就光听见嗒嘀——嗒嘀的乱叫，而真有重伤者要求救援时……”
赖伯对这些侮辱性的话只当没听见，何必找麻烦呢？别人总会说：那是一位过于激动的父亲在发脾气。
赖伯问罗伯特：“您说说吧，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大约是22点30分，在霍尔茨维森大街。”
“在新佩拉赫区？”
“是的。我朋友住在君士坦丁街，我请他辅导数学。在他住的那条街上我没找到停车处。当我从朋友家里出来后，打老远我就看见有人在动我的车，我跑过去，嘴里叫：‘干什么的？’我想抓住他……是的，以后就只记得我脸上被打了一下，我就倒下了。当我爬起来时，那家伙早跑掉了。是正宗的功夫……”
“功夫？”赖伯觉察到有点不对劲。
“那人是个亚洲人……”
“您肯定吗？”
“当然，我抓住了他的短风衣，看清了他的脸。”
“是中国人，朝鲜人，还是越南人？”
哈比希博士激动地插嘴说：“我儿子罗伯特又不是汉学家！真叫人生气，放纵这么一帮恶棍在我们这儿胡作非为！”
“亚洲人也会这样看我们的。”赖伯的话让人一下就听出来，他对哈比希博士的种族主义言论持什么态度。胡伯特立刻听懂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但不想再顶了，他知道自己占不了便宜。
“还有呢？”赖伯望着罗伯特包得厚厚的脑袋，问他，“后来您怎么办的？”
“我坐到车里，等我恢复驾驶能力，然后就回家了。”
“您没有赶紧回到您朋友那儿去？”
“没有。干吗去他那儿？”
“显而易见嘛，受了重伤，需要急救，拐弯就是……”
“这我没想到，我当时像瘫了一样。在我恢复思维以后，我只有一个念头：马上回家。”
胡伯特又插嘴说：“当然啰！我家是个安全的地方。”
“您开的是什么车？”赖伯在一个小笔记本上作记录。罗伯特不由得想起电视剧里那位科隆布探长，就缺那件皱巴巴的大衣了。
“雪铁龙2CV。”
“所谓的‘鸭子’？”
“我喜欢这种车，开起来真棒。”
“可以到处找到停车处，不必担心被盗。”
“这话什么意思？”胡伯特生硬地问道。作为法学家，他不爱听这种不中听的话。
赖伯合上笔记本，把它放进上衣口袋。“对盗车贼我们可是有经验了。波兰团伙和罗马尼亚团伙专门干这个，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亚洲人盗车，亚洲人有别的专长。被盗的是中档车，但主要是高档车，奔驰、宝马、奥迪、富豪、凌志、阿尔发一罗米欧、保时捷、美洲虎……这些车值得偷，运出去也值得。但是从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辆‘鸭子’被职业盗车贼偷走的事。现在居然有个亚洲人要偷小‘鸭子’？”
“您是说，我儿子罗伯特在撒谎？”胡伯特又火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我要对您提出投诉。我儿子被打成重伤，而警察却怀疑他的陈述。我们这个德国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爸……”罗伯特安慰地抬起手说，“你别激动，我还活着，车子还在……咱们应该高兴。”然后问赖伯，“下一步怎么办，探长先生？”
“您明天上我办公室来，做个记录。”
“我儿子在彻底康复之前不会出家门！”胡伯特指着医生说，“海梅斯大夫会出证明的。”
“别这样，爸。”罗伯特对赖伯点点头说，“没有那么严重。我明天上您那儿去，探长先生。”
赖伯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离开了哈比希的家。他的陪同者在汽车里对他说：“嗨，这位处长先生真够呛。要是他投诉你……这笔墨官司够你打的了。”
“他决不会的。我了解这种人，警察队伍里也有，发一通牢骚，完了就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最好的办法是，装聋作哑，就当什么也没听见。”
“彼得，你不相信这个罗伯特？”
“他的叙述不寻常，不符合我们有关盗车案的经验，更别说是有关有组织犯罪的经验。”
“也许是个单干的。”
“有高档车不偷，去偷一辆‘鸭子’，这人不是有毛病吗？还有什么功夫！职业盗车贼只会悄悄地往黑暗里一逃了之。他的说法肯定有问题。谁知道这孩子想隐瞒什么。等明天再说，明天他父亲不在场，看我把他的话全套出来。”
然而在第二天，罗伯特仍坚持头一天的说法，他父亲没来，是海梅斯大夫陪他来的。这对赖伯来说正好，他听了医生的报告和受伤情况，做了一份记录，让罗伯特签字，然后把记录放进了一个文件夹，让它今后几年吃灰尘去。
罗伯特和海梅斯大夫走后，赖伯说：“有一点我现在可以肯定，不是什么袭击，也不是什么功夫！医生所列举的伤势，根本不是功夫所造成的。这孩子跟人打了一架，事后编了一套被袭击的故事来保护自己，敷衍自己的父亲。对我们来说，这案子就到此为止了。让我恼火的是，我们老得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片！”
波兰人卡利尔·波德涅夫斯基被害一案成了一桩无头公案。没有任何线索，任何疑点，任何突破口。卡利尔是一名普通的旅游者，令人注意的只是，他被人用一种亚洲人的方法——用个细钢丝绳套——勒死了。
在波兰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没有显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死者住在华沙以南一座名为瓦尔卡的小城，职业是药剂师，单身，无前科，表现良好，有自己的小楼房，不令人注意，是个老实巴交的公民。至于他吸食海洛因，看来谁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用钢丝绳杀死他呢？
沃特克有个大胆的设想：“此人46岁，未婚，可能是个同性恋者……因此是同类相杀。”
“大白天在公园里，用钢丝绳套？”
“我们知道，男妓中间有许多亚洲人。”
赖伯在沃特克放还档案之前又把它翻了一下说：“我倒是注意到了另外一点。”
“他死之前吃了青豆炸猪排？”这是典型的沃特克的评论。经常同杀人犯打交道使他有点玩世不恭。
“卡利尔是个药剂师。”
“你更希望他是个妇科医生，是吗？”
“药剂师有丰富的化学知识……”
“你的意思是……”
“只是一个想法，通过药房贩毒，这倒是个不令人注意的办法。”
“这么说来，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我的死者其实是你的死者，你拿去按你的路子办吧……”
“那个说从波兰运来海洛因的电话；那个新挤进市场的越南人团伙；那个被人用亚洲方式杀死的波兰药剂师，把这一切联系起来，难道看不出点名堂吗？”
“这是个初见端倪的大胆设想，亲爱的。”
“但毕竟有了轮廓。”
“轮廓能带来什么呢？”
“事物的内在联系。”
“关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