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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决定将于贵处之账户完全结清，并终止原先之协议……”又有另外七个投资人，包括豪斯曼和另外总额达五百万美元的资金从我的基金中抽走。你想像不到在其中至少有一封信竟然写道：“附注：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过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他们自己的钱罢了。
我希望他们是最后一批要赎回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可惜我又错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的早晨，又有一堆传真、信件和快递送到雷克辛顿街七五号，里面全都是坏消息。巴基斯坦的客户要求赎回。我在巴拿马的投资人用西班牙文告诉我：“再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都用他们的母语告诉我同一句话：“再见！”我的基金在一个月之内从七千万美元的规模一下子缩水成四千五百万美元，而我还得继续撑过十二月。我真的必须好好赚一票才行。
但首先我得去看高德医师。他要在星期一帮我拆线。想起又要再回到医院就让我感到痛苦。我确信一旦进了医院，他们又会把我给留下来，然后那个痛苦的过程就会重来一遍。可是我猜错了。“马提，你的手术部位恢复得相当好，”高德说：“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复原。你可以回家，放松一下，可是不要让自己承受太多的压力。”
我整个星期中都在做交易，但是在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那天市场开低时，我开始觉得胃部好像停滞不动般地郁闷，身体感到疲惫不堪，心里很想轧平手上所有的部位。我一直撑着直到市场开始上涨才把所有部位抛出，可是在我卖出后债券市场才开始迅速向上猛涨。我的体力完全耗尽，几乎没有力气把握这一波涨势，可是我怎么可以在多头列车终于开动时，只是呆呆站在月台上看着车子开走呢？管他个高德医师！我得要让那些卖出我基金的浑球知道我仍然是冠军操盘手。我打电话给高费德，并且建立了六百口债券期货的多头部位。
三度住院
十二月一日星期六，我几乎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在计算上个月的操作绩效时，我的体温上升到华氏一零五度。到了星期天下午，体温已经高达一一二度，我知道又有麻烦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他要我马上去医院的急诊室报到。当我到医院时体温已经升到一二八度。很幸运地，是高德医师——那个和我一样的工作狂在那里。我求他一定要让我好起来。我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只要他开口，我就帮他弄到手。他觉得我在开玩笑，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对他大吼。或许我真的是在胡言乱语了。
“好吧！嗯，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要个新的立体音响好了。”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奥黛莉！帮高德医生买一组立体音响。”我大叫着：“免费送给他！现在，医生，请你救救我的命吧！”
高德医师马上开始为我做心电图。问题出在我的心包囊又开始积水了。他向我们报告了一下我的状况，“我要再送你回加护病房去观察你的冠状动脉功能。我们不想再动一次手术，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药物来控制病情的话，就必须开刀摘除你的心包囊，没有它你一样可以正常过日子。”
CBOT的债券期货在星期日的晚间也开盘。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打了一通电话给艾维·高费德，并且留话要他立刻回电话给我。或许在没有心包囊的状况下我还是可以过日子，但是我可不确定我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受得了再动一次大手术。我必须轧平那个债券期货部位，当那些贪婪的投资人打电话来想知道他们的钱操作得怎么样时，奥黛莉可以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即使我死掉了也一样。
我躺在床上，仔细听着身旁仪器嘈杂的声响，心里想的却是我的债券期货部位到底怎么样了。有一位护士拿了一支电话走到我床边。“舒华兹先生。这是你的私人医生高费德医师从芝加哥打来的电话。我们把你的状况向他报告过了，但是他坚持要和你说话。”高费德医师？
“怎么样，马提，他们不肯把我的电话接进来。没有人能打电话进加护病房。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私人医生，而你想从我这里听一听意见。”
“哦，你真是一个好医师，艾维。”我轻声地说：“那你的诊断如何呢？”
“你已经赚了十点，大约是二十万美元。你想要怎么做？卖出吗？”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谢谢你啦，高费德医师。”
第二天早上，我真正的医生帮我注射类固醇，而感谢高德医师，这个疗法真的有效。我的高烧开始神奇地减退，心跳速度也从每分钟一百四十下回到每分钟九十下。我终于在十二月四日离开了医院。从十一月七日开始，我总共进了医院三次，总住院时间长达二十六天。当然在这段期间内我为我的投资人赚进了五十万美元，但是代价又是什么呢？我的医院账单就超过了十万美元，但这终究只是金钱上的花费。真正让我感到心痛的是，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为我的投资人尽心尽力赚钱，但是在生病住院的这段期间，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寄任何一张简单的卡片给我，关心一下我的健康或是安慰一下我的家人。
我回家并回想起这场恶梦开始前的那天晚上，我和麦克·施密斯会面中的谈话内容。如果时空换成是现在的话，我会对他想要募集基金的计划有什么评语呢？我曾告诉他为了操作别人的资金而付出太多心血并不是一件值得的事，我也会告诉他不管得到金钱上多大的报酬，为那些对你一点也不关心，甚至不在乎你死活的人工作是毫无价值的。
我一直都想和市场中的高手们一较长短，而在某段时间内我也的确办到了，但结果却几乎要了我的命。金额庞大的基金对都铎琼斯、索罗斯、德拉肯米勒、罗勃森、贝肯以及考夫纳这些操盘手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事，但是对我来说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发现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操盘手，不喜欢任何人来干涉我在操作上的决策，也不想为那些我一点也不喜欢的人负责。我只想要享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保有健康。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继续维持基金的运作，我还是相信我可以找到一些欣赏我和我的操盘能力的投资人，并且在这样的状况下操作一个金额具规模的基金。
在寄给投资人的十一月份绩效报告中，我写道：
十二月十四日，一九九零年（我最后一次住院的出院日）
亲爱的伙伴们：
我对于十一月份的操作绩效延到今日才送交给您感到万分抱歉，但正如同部分投资人所知，我在上个月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病毒，起先像是肺炎，但最后却漫延到我的心包囊中。为了挽救我的生命，我在十一月十六日的清晨进行了一项必要的外科手术……
我预期一九九一年将是一个远比今年来得更有生产力的年度。我们的基金规模将在一九九一年下降为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美元左右，如此一来应该可以使诸位投资人的报酬率更为提高。将资金继续留在本基金的伙伴们现在就像是我的一家人，我将在一九九一年更加倍用心为您服务，特别是在我由死神手里走过一遭后。
两堂重要的人生课程
一、在压力摧毁你之前先把它化解掉
雷·古拉（Ray Gura）是一个古板、有着一头白发又固执的选择权操盘手。他坐在一个拥挤吵闹，充满着不成气候、一心只想混口饭吃的操盘手办公室里。我是在八年代初，刚离开Amex到场外自行操盘时认识他的。贝尔·史腾公司给了我一间位于交易所附近的私人办公室。而雷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门外。
有一天我正在史坦普指数期货上建立一个很大的部位，压力正开始慢慢在我心中堆积起来。市场正在下跌，而我仍继续在那个本来就不小的部位上加码摊平，在一路下滑的走势中加码买进是我几乎从来不做的事，但是我的技术指标一直告诉我市场已经超卖，应该会出现一个反弹走势。此外，奥黛莉在那一天休假，所以并没有在我身边提醒我已经违反了自己最优先，也是最重要的守则：绝不让自尊心控制你的交易行为。
当汗水从我的额头上滴下来时，我开始找一些方法来解除压力。我笨拙地在桌上摸索着，找到一只铅笔盒，把它放在头顶上，然后跑到雷的办公室，跳到雷的桌子上，开始轮流踩在每一张桌子上，拿着那个铅笔盒跳舞并大叫：“我买进喽！我买进喽！我是他妈的死多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