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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会快速翻阅一下第二个单元“市场动态”（Marketplace），在那里有一些我或许会感兴趣的较小型企业相关报导。不过对一个操盘手而言，这个单元很少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
我通常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来阅读华尔街日报，但是在一大早起床后马上花十分钟来看华尔街日报，却能使我立刻对今天市场的脉动产生最原始的感觉，而其中那些指标也可以迅速地进入我当天对市况的思维当中。在加入其他各种资讯后，我不用花更多时间去阅读华尔街日报就能建立当天的操作逻辑，任何一个认真的操盘手都不会花更少的时间来阅读华尔街日报。
第 13 章 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公司
艾尔德期货公司是一家期货经纪商，它在商品公司举行半年度操盘手晚宴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和我协商。艾尔德公司希望我为他们操作一个总额二十亿美元的基金，并且提出最低基金管理费六％外加总获利二％的优厚条件。这等于每个月保障我有十万美元的固定收入，再加上我为他们所赚金额的二％，而且我无须负担任何风险。这笔买卖比起商品公司开给我的条件可要好得多了，所以在一九八八年的第四季，我停止为商品公司操盘，开始为艾尔德公司操盘。不过我还是觉得为别人操作资金是一件很令人感到不对劲的事。
订自己的规矩，做自己的老板
这和我在替商品公司操盘时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管理一个金额庞大的部位改变了我持有部位的时间长短。我倾向于持有亏钱的部位更久，期待有更多时间给我更多机会可以拗回来。我和奥黛莉谈起这个问题。
“奥黛莉，我就是不想替这些人操盘。他们每两个小时就打电话问东问西的，简值就把我的操作风格都扭曲了。这或许是一笔好买卖，但是我希望保持在操作方面的自主性。”
没有人告许我该怎么办，奥黛莉告诉我该照自己的方式操作，我仍然拥有操作的自主性。但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呢？
“我不喜欢那些家伙成天在背后监视我的操作状况。艾尔德公司拥有一大堆每个月汇进汇出的国外资金。当这些资金抽出去时，艾尔德公司就会把其他资金转过来，但每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时，我就会觉得自己被投资人拒绝了。觉得我好像没把工作做好似的。”
奥黛莉会说我把这种状况用对人不对事的观念来看简值是疯了。听取她的看法已经成了我平常操作时的例行公事。我得借由这个作法把我的自尊心从这场游戏中抽离出来。
“但是他们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给我。这该是一年才发生一次的事才对，现在我得每天习惯性地应付他们。我不喜欢任何人对我有任何怀疑。我希望拥有作自己老板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出来创业的主要原因。”
奥黛莉会说我仍然是自己的老板。没有人会阻止我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而且我不必向任何人报告我所做过的交易（当然啦！对国税局除外）。
“可是我对这些事就是感到很不痛快。我内心感到矛盾与冲突，总是必须不停地下决定。这笔交易该算我自己的？还是艾尔德的？其他的基金经理人或许能分辨得清楚，但我没办法。当我为自己进行交易时，我会跑短线，但是当我为基金而进场时，又得采行较为长线的作法。如果我自己在短线交易中赚钱而基金的部位却赔钱的话，我的感觉就更糟了。”
“好吧！那你为什么要操作这个基金呢？奥黛莉会这么问我。“你平常光是操作自己的账户就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又何必一定要操作这个基金？”
“可是我想多赚数以千万计的钱啊！我要当市场上最大也最棒的操盘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别人拿钱出来。”
“嘿！”奥黛莉会说：“那干脆成立你自己的基金算了嘛！订自己的规矩，投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当自己的老板。自己控制部位的持有期间，每个月只需要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发行一次公报。你不会有任何内心冲突，没有人会来打扰你，也不会再有那么多问题了！”
所以啦！在一九八九年初，我停止为艾尔德公司操盘，并告诉那个专精于设立避险基金相关事宜的律师——修华及柯塞尔（Seward & Kissel）律师事务所的约翰·塔维斯（John Tavss），我要开始计划自己基金的创设作业。到了六月时，约翰已完成了所有的纸上作业，但对这一切我还不是非常确定。回想起自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美国交易所为自己的账户操作以来，我没有一年产生过亏损，我是如何在连续五十五个月中保持无亏损的操作绩效，如何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如何得到我梦寐以求的一切——完全的自主性。为什么我需要操作其他人的钱？然后我回想起在商品公司半年度的操盘手餐会中，在麦克·马可斯和布鲁斯·考夫纳这些人面前昂首阔肯的感觉，以及保罗·都铎琼斯在会场中打个照面后，就搭私人直升机前往他度假别墅的情景。我总是喜欢和那些市场上的能手比个高下。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六月份我的孩子们开始放暑假后，我们到亚斯本度了一个假。我从来没有去过亚斯本，但是亚斯本是海默·威玛和其他大人物们最常去充电的地方，所以我怎么可以没去过？在距离纽约市和金融市场两千英哩外的地方享受清新、干净的山间空气使我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曾经花了九年半的时间当一个证券分析师，又花了九年的时间从事操作，并且创造了我作梦也想不到的成就。现在我必须决定是否要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每个早晨我都会走出那位于山脚下的度假小屋，跳上我的吉普车，把帆布顶蓬放下来，呼吸着新鲜的山间空气，然后像一个牛仔似的开车到亚斯本市区买一份华尔街日报。我经过机场时可以看见停机坪上停放着属于电影明星、大企业家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的豪华私人飞机。我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租一间我所能找到的最大、最豪华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一幢新建大厦的顶楼，能够以完美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它的租金可不便宜，但那又怎么样？我签下了为期三年的租约，以每月一二、五美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个占地三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等于每年十五万美元的租金，那又怎么样？这和我将要赚进的大把钞票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我让奥黛莉挑选办公家具。她选了一些具有后印象派主题，强调立体派画风，并且隐含后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作品。而这些总共花了我七万五千美元，那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得要把办公室弄得好看些，而我总是想像自己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把脚翘在办公桌上。
我的朋友艾尔和克利夫，也就是东北城区那家佛雷斯哥——伯雷特画廊的两位老板，借给我一系列的现代艺术作品。走进我的新办公室就好像走进古根汉艺术馆一样。我另外又花了三万美元买进最先进的电脑设备和电话系统，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得是最好的我才要。然后我又在外面雇用了两个新员工，每人每个月付他们二万美元的薪水，这可是一大笔钱，但是又怎么样？只要在我手底下做事，他们很快就会变成明日之星。到了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我的感觉和外表也开始像个市场上的高手了。现在我需要去找一些愿意付高价给我的有钱投资人了。
事实上，我需要两组投资人，一组投资在我的国内基金，另外一组则投资在我的海外基金。市场上的高手都拥有两种基金，而我也很想赶快变成大玩家。两种基金代表多两倍的资金。
回想六十年代，当我还在商学院里读书时，避险基金是一种有限的合伙关系，其中基金经理人属于一般的合伙人，而那些拥有一百万美元以上资金、所谓多角化投资的富有投资人就属于有限合伙人。按照美国的法令，基金不能接受超过九十九位投资金额不低于五十万美元的投资合伙人，而且必须以美国股票为主要投资标的。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一切都改变了，六十年代的那些避险基金和九十年代的避险基金比较起来，就好像约翰·伍登之于麦可·乔丹。像乔治·索罗斯、朱利安·罗伯森（Julian Robertson）以及麦可·史丹哈特（Michael Steinhardt）之类的避险基金经理人都募集了数十亿的资金，如此庞大的金额使